重视学问的文化传统、近代长矛对大炮的惨烈教训和科教水平落后的严酷现实使我们中国人有绝对充足的理由去坚信科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然而，冷静想想：假如给你一个温饱不足的村落，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要你尽快使其脱贫致富，你究竟会将资金首先投资于普及教育还是发展经济？这似乎是并非可以一目了然的问题。 教育普及绝非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前提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始终认为：普及西式教育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理由异常简单：发展经济最基本的因素是人，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只有靠教育，所以教育是经济的发动机。的确，经济发展的决策者是人，但人的素质高下和所受教育的多少是否一定与经济能否起步和发展快慢成必然的正相关系呢？从经济增长的启动因素分析，人的素质固然是重要的条件之一，但却绝非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的前提。决定经济起飞时机的因素往往更多的是政策、区位、特殊的交往关系和新式关系的建立（不仅是新思想的产生）。比如天津大邱庄、河南刘庄经济的起步似乎不是因为那里的带头人的素质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相对于大多数中国农村独领风骚，而完全是政策环境和区位优势的产物。同样，俄国开始于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和日本肇发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开启了两国现代化的大门，而与此同时的中国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却令人惋惜地夭折了。个中原因固然可以举出无数，但似乎并不能得出日俄教育普及程度优于中国的结论。无需太多罗列，即可发现：经济腾飞能否实现不一定或极少是由于民众素质上的差异，在后发被动型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经济起飞以后，教育水平的高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在逐步加大，但也很难直接与实际需要挂起钩来。其中的障碍主要是教育内容与实际需要的脱节和教育质量的严重低下。脱节的原因在于先办教育再期望教育促进经济，而不是用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去规划教育发展的方向、规模、科目以至层次；质量低劣则源发于片面强调教育先行，造成教育投资不足，后续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这两大障碍的存在足以扼杀教育促进经济的所有可能。因此，在“教育——人——经济”的简单推理中，有合格的人就能带来经济增长的推论并不严密。至少是违反了逻辑学上完全归纳推理的基本原则，因为并非所有的教育都能促成经济的增长。 再从已经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或区域的例证中寻找，似乎也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先有教育发达再有工业化进行的典型实例。日本在19世纪末已经普及了义务教育，因而常常被作为教育促进经济的范例加以引用。但是美国学者Herbert Passin在他的《日本的社会与教育》一书中则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在分析日本现代化时，应避免“发生在先的就是原因”这样一个谬误；其实，在18世纪90年代，日本的技术教育是在小规模的半传统的产业中发展起来的，它不可能成为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至于英国，它对教育的支持也只是在工业化进程的高潮已经完成之后才出现的。又如韩国，本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后期是其经济起飞的阶段，但1961年韩国的在校大学生只有14万人，到1987年才增加到154万人。其1985年高达35301亿韩元的教育投入在60年代初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再如向以人口素质之高为人称道的新加坡，在1959年经济全面恢复时期，它的人口识字率并不比1979年的中国高。直到1975年即经济扩展的阶段行将结束之际，才大约相当于我国1987年的水平。但1987年我国经济的成熟程度却远远不能与1975年的新加坡相埒。 成功的例证不多，失败的例子却不少。 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主张与实践为例。他主张“父实业，母教育”，以教育为起点思考工业化的进程，把兴办实业固着在为教育提供资金这一很局限的意义上，结果其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表现出急功近利、缺乏总体规划的严重缺陷，所办教育也因缺少坚实的经济支持而潜伏着极大危机。如从师范而不是工科着手兴办教育，使纺织厂、盐垦公司人才短缺的矛盾难于解决。张謇不得不暂时从教育立国的理想回到专门人才缺乏的现实中来，在师范学校中开设农科和纺科，但师范学校因此变得不伦不类，也浪费了大量资财。1922年，南通全县的初等学校勉强增加到了普及教育所需的数量，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教育费支出使县财政不堪重负；农民负担加重，毁学事件不断；拖欠教师薪水；学龄儿童入学率低而辍学率奇高；新设学校校舍简陋等弊端丛生。张謇费尽心机支撑起来的南通教育的框架也因为经济后盾的脆弱在他去世及大生公司衰落之后迅速坍塌。可以说，张謇在南通的实践提供了“教育兴国”论失败的一个例证。再看我国的现状。1989年我国的人文指数在所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65位，说明教育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人均国民产值的排位却在第103名，表明教育带动经济的奇迹并没有出现。从较小的区域来讲，西安是我国知识分子密集的少数城市之一，但西安国民产值的地位与它的知识分子比例在全国的位次却不能相比。 教育发展必须以经济的支持能力和需求强度为先决条件 退一步讲，我们暂且不论长达九年的基础教育需要相当水平的经济为后盾，也不说教育自身的种种缺陷使其刺激经济的功能大打折扣，单就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的发挥来说，也不是无条件的一一对应关系。事实证明：经济增长的动机机制中，教育只是诸多需要动员的资源之一。而在经济的初始起飞阶段，劳力、原料等简单资源被优先动员、利用的可能要远远大于教育类的复杂资源。珠江三角洲与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即是明证。换言之，教育要发挥作用，必须以经济的支持能力和需求强度为先决条件。 事实上，针对这种情况，80年代初，以厉以宁教授为带头人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课题组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就曾强调指出过教育投资变动的一条最重要的规律：“一国一定时期内的教育投资水平，以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基础，教育经费占国民产值的比例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在此，显然经济是教育的前提，而非相反。 当然，笔者的用意并不是要否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不是反对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要快于经济的增长。只是想强调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应先顾及短期内能够生效的经济发展，然后在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去积极发展教育，才能理顺经济增长与教育发展的关系，也才能使教育的发展密切地结合经济需求并避免因教育的过分超前而造成的教育经费基本上是人头费、“高价生”泛滥、中小学生经济负担加重等种种弊端的凸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