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教学实验范式，就是某种有影响的、占主导地位的中小学教学实验家族。这种教学实验家族在整个教学实验领域中居于“盟主”的位置，有较大的感召力，能够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收进来，形成一个富有实力的“教学实验共同体”。教学实验范式不是某个具体的实验，而是对多种教学实验“范例”如“八字教学法”，“尝试教学法”等实验的抽象和概括，使之成为持有“共同语言”的家族成员。 学导式教学也可称“自学辅导”教学，它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自学，教师辅导”，以此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发展学生的智力。具有“自学辅导”性质的教学实践在我国由来已久，但正式进行学导式教学实验并形成一种范式只在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出现。不久以后，学导式教学实验范式走向衰落，直到1979年前后又复出重建，并迅速发展。 （一）学导式教学实验范式的初建与衰退 二十世纪初，我国教育界曾兴起“自学辅导主义”教育思潮。后来在杜威(Dewey,J.)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儿童中心”、“儿童本位”、“儿童自治”等观念深入人心，随之兴起“自学辅导法”、“分组（分团）教学法”、“道尔顿制”、“莫里森单元教学法”、“文纳特卡制”等教学实验。这些教学实验的具体做法不尽一致，但其共同的特征是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只是从旁辅导，为学生自定步调的学习提供学习材料和答疑解难。所以我们认为在二十世纪初，学导式教学实验范式在我国教育界已经出现，尽管它生存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 自20年代晚期到1949年，由于“道尔顿制”等教学实验对传统教学的改革过于猛烈，并给实验班级的教学管理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加上后来战乱频繁，国人在“反省”外来教学方法时又或多或少地存在排外的心理，学导式教学实验范式便一直隐退下来。 新中国建立之初，学导式教学曾受到点名和不点名的批判，它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道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与此同时，前苏联凯洛夫等人的“五段教学法”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在全国推行。在“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作业”的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讲授成了教学的中心环节。学生先是听讲，然后练习，这种“讲授中心”，“先讲后练”的教学基本上没有为学生提供自学的机会。教师常常“一讲到底”，也少有辅导的时间。 （二）学导式教学实验范式的复苏 1956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教育界开始关注盲目仿苏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提出“教学必须改革”，“从现在起，进行规模较大的试验”；“教学改革的试验，是提高我国中小学教学质量的必不可少的步骤”。[3]从方向上看，学导式教学实验范式在60年代有重新出现的趋势。但由于种种原因，学导式教学实验范式尚未来得及重建，只是作了些必要的准备。我们把1956—1966年称为学导式教学实验范式的准备期。在此十年期间，零星地出现了引导学生自学的教学实验，也有人开始提倡“学生自学”。 在60年代初，北京景山学校，上海育才中学等学校开始了较有影响的教改实验。前者提出“集中排课，单元教学，综合训练，加强实验”（1980年总结出“知识结构单元教学法”），后者提出“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这两种十六字教学法都不同程度地重视了“因材施教”，“培养学生能力”的问题。但是，景山学校所进行的主要是学制和课程改革，育才中学的“十六字教学法”仍然只是“着眼于教师的教”。在当时真正着眼于学生学的教学实验唯有曹日昌等人组织的“程序教学”及后来的“三本教学”实验。 1963年，曹日昌先生组织20余人开始研究美国学者斯金纳(Skinner,B.)等人的“程序教学”，并在中小学数学、语文和英语三种教学中进行实验。实验结果证实了小步子、及时强化等心理学原则在教学中的作用。1965年因实验效果不明显而转向编写“三个本子”（课本、练习本、答案本，现已把答案本附在课本后，增加一个测验本）的自学辅导教材。1966年初在北京女六中和西四中正式实验“三本教学”。曹日昌等人进行的“程序教学”和“三本教学”实验在当时虽然没有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但它是建国十几年以来较为严谨的、具有一定科学化水平的教学实验。它在观察国外教学改革动态，结合我国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冷静地、大胆地闯出了一条通向学导式教学实验的林荫小道。可惜它生不逢时，缺乏必要的政治环境。 另外，叶圣陶、毛泽东等人提倡“自学”，这对当时及后来的学导式教学实验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影响。叶圣陶先生是我国德高望重的作家，也是一贯提倡学生自学的教育家。1962年他在给教师的通信中提出：教学如“扶孩走路，虽小心扶持，而时时不忘放手也。我近来常以一语语人，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4]“尝谓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与，而在相机诱导。”[5]叶圣陶先生这种“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思想及后来他提出的教学如“导儿学步”的主张，一直成为学导教学实验范式的“日常语言”，内蒙古赤峰县李敬尧就在叶圣陶的启发下，提出“导学式”教学，并进行了实验研究。 另一位倡导学生自学较有影响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一生都坚持自学，这使他体验到自学对于获得知识的有效性。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这几方面都要改革”；要废止注入式，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该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提倡借鉴农民运动讲习所和红军大学中“给学生发讲义”的经验。认为学生“要自学，靠自己学”。[6]由于毛泽东的提倡，1965年9月到1966年1月，《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组织了“怎样掌握启发式教学法精神实质”，“怎样使学生学得生动活泼、学得主动”等专栏讨论。在讨论中，人们一致反对“满堂灌”，反对不问对象、不从学生实际出发的“讲到底”。显然，这对当时及后来提出的“边讲边练”，“精讲精练”等教学主张是有影响的。1979年华中师院姜乐仁组织“小学数学启发式教学”实验，其中仍可见到有关“启发式教学”讨论的影子。另外，毛泽东强调“自学”为当时的“自学式”教学实验也提供了一定的政治性保障。例如黑龙江胥长辰就是在毛泽东提出“要自学，靠自己学”之后，才放胆开始正式实验“自学式教学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