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路途上，瞿秋白是公认的路标性人物。而“现实主义”正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不仅是指“现实主义”这一“名称”为其首创，①更在于他阐释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理论。在瞿秋白编译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本中，写于1932年的关于“现实主义”的《“现实”》居于首位。②如果我们从“题解”讲起，“现实”的题名会引发如下追问：一、如果“现实”指瞿秋白编译的一本名为“现实”的“书”，那么其“现实”如何？即它是怎样被写出来的？二、如果“现实”是书名，那么这本书的“现实”，即它所负载的内容是什么？三、“现实”的本义是指相对于“可能性”而言的一切实际存在物，那么当时“实际存在”的文坛“现实”又如何？四、作为一个问题域，“现实”显然是指认识现实、书写现实的原则与方法，即“现实主义”，那它的“现实”又怎样？ 上述四个问题中，“现实主义”无疑位居核心。但厘清第一个问题——《“现实”》怎样被写出来的，则是把握全部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现实”》“后记”中，瞿秋白明言本书是依靠苏联“公谟学院”的《文学遗产》杂志“编译”而成。③那么，瞿秋白到底是如何“编译”的？对此问题的解答又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要在宏观上把握瞿秋白在“编译”文本的选取、剪辑上所体现的主动性；二是要在微观上展开瞿译与原文的文本对勘，弄清哪些内容是其个人增删？为何增删？总之，面对《“现实”》，我们不能把它当成自明性的给定前提，而是要对其做知识学考古，发掘瞿秋白理论努力的复杂内涵，进而把握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的真正贡献。限于篇幅，本文仅在宏观层面探讨瞿秋白的“编译”活动，有关微观层面的文本对勘以及“现实主义”问题，将另文讨论。 一 为何是《文学遗产》？ “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是瞿秋白“文化革命”战略的重要内容。他强调“文化革命”必须要“实行理论的思想的斗争，去反对一切反动派，直到托派。这种思想斗争，这种深刻的哲学、科学、文艺的理论的研究，必须完全和群众工作以及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必须和研究现实的社会现象联系起来。”④他在《“现实”》“后记”中坦言，自己这根据苏联公谟学院(Komakademie)的《文学遗产》杂志编译而成的书，“不免略为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这是完全由编者负责的”。⑤此处所言的“关涉”，是指他在1932年写作《“现实”》之际，与“自由人”胡秋原、“第三种人”苏汶等人展开的激烈论战。《“现实”》正是投向“论战”的投枪，尽管它迟至1936年才刺入战场。 那么《文学遗产》面貌如何？瞿秋白为何要选译它呢？ 1.何为《文学遗产》？ 《文学遗产》（《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是由苏联共产主义学院（Комакадемия）主办的大型不定期文集，1931年创刊于莫斯科。1936年后，因共产主义学院并入苏联科学院，改由苏联科学院主办，现由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主办（ИМЛИ РАН）。《文学遗产》主要刊登十月革命前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经典文献及其研究文章，还包括“革命前俄国文学史和苏联文学史以及社会思想史方面未发表过的文献资料”。⑥该杂志所刊文章的文类，既包括经典文献的翻译、研究性论文、手稿校订的考证文章，也包括文献信息、科研状况的通讯。因此，《文学遗产》封面明确标注其出版物类别为“杂志——报刊联合体”（Журнально-Газетн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除“二战”中的暂时中断外，《文学遗产》贯穿苏联、俄罗斯，时至今日仍是俄国最重要的学术出版物之一。 在《文学遗产》创刊号封面上，赫然印着“‘拉普’与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艺术与语言研究所”（РАПП и Института ЛИЯ Комакадемии）字样。但随着1932年苏联文艺界对“拉普”的批判，从第3期开始，封面上的“拉普”字样隐去。准确地讲，瞿秋白选译的总第一、总第二期《文学遗产》由“拉普”和“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语言研究所”合办。这两期杂志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拉普”的影响。⑦ “共产主义学院”是苏共（布）中央的最高“教学和科学研究机关，1918—1936年设于莫斯科；1919年前称社会科学社会主义科学院，1924年前称社会主义科学院。有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苏维埃建设及法律、世界经济及世界政治、经济、土地和自然科学等研究所。分院设于列宁格勒（1929起），出版杂志《共产主义科学院通报》。后合并入苏联科学院。”⑧共产主义科学院文学语言研究所是当时苏联权威的文学研究机构。 “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前身为“十月”文学小组，先后经历“莫普”、“伐普”阶段，是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通过和以托洛茨基为精神领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斗争而活跃于苏联文坛的文学组织。因此，其参与创办的《文学遗产》有着强烈的反托派色彩：“我们要从政治性和原则性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的研究任务，我们应该从列宁主义的立场出发，一贯地毫不妥协地与所有资产阶级观点，与所有托洛茨基匪帮、右的或左的——偏离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和腐败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做斗争。”⑨《文化遗产》遵照列宁关于文化遗产问题的指示，认为“……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当‘文化革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之时，我们应该积极完成继承‘文学遗产’的任务。”⑩1931年的苏联“因斯大林的一封信而引起全意识形态领域之总清算”。(11)《文学遗产》的编辑方针也是充分领会了斯大林这封给《无产阶级革命》编辑部的信的精神：“斯大林的信确立了在科学研究中要坚持的善战的党性原则和布尔塞维克对阶级敌人的任何敌视表现都不姑息的战斗精神，他指出要反对盲目崇拜文学遗产以及在研究和整理文献过程中的‘学院派’态度。斯大林要求我们和档案管理员式的对待过去遗产的态度做斗争。斯大林的这些指示确定了我们的研究性质。”(12)因此，列宁的“继承遗产，而并不为遗产所局限”的名言，成为该杂志的封面题记。按照这一原则，“掌握文学遗产对于我们来说，不是独立自在的，也不是为了掌握文学遗产而掌握文学遗产，而是服从于这样的任务：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文化革命。……我们的编辑方针也不应该成为‘学院派’的杂志，也不是档案员的避难所，而是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组织，他们无愧于科学和工人阶级所面临的历史任务。”(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