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1—0092—10 1.选择、激活、对接 ——以人学问题为例 朱立元，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当前，应当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呢？我的基本想法是六个字：选择、激活、对接，即从解决有关文艺、文论的“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出发，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相关的基本原理或观点，与此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尽力加以富有时代意义和当代色彩的新阐释，通过这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激活马克思主义经典、历史文献中的相关思想、观点、理论，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从而实现经典作家相关思想与现实“中国问题”的无缝对接，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在这种对接中，一方面使产生于过去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当代的意义和形态，另一方面使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适合于当代中国人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一句话，“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获得新的发展。因此，在我看来，选择、激活、对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条比较具体、实在、可供操作的途径。限于篇幅，下面想以人学（人、人性、以人为本等）问题为例，谈谈个人的初步思考。 文学是人学，文学应当描写和展现的是人的丰富心灵和复杂人性的方方面面。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因此，毫无疑问，人性应当既是文艺创作和鉴赏的核心问题，也是文艺理论有关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文革”结束前那种谈人性色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当代中国，人们对人性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这是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揭开了对人性论大规模批判的序幕，而且明确把批判矛头指向“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①。如果说在那个抗日烽火弥漫、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这种对人性论的批判有其合理性（其实这种批判即使在当时已经伤害了一些自己的同志，而非敌人）的话，那么，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在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主要任务、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和斗争降低到次要地位时，依然延续战争时期的“斗争哲学”思维，无限夸大阶级矛盾，甚至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神话，并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对包括人性论在内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展开旷日持久、无限上纲的全民大批判——这种批判在“文革”时期达到顶点——就不但毫无合理性可言，而且是大错特错了。这种批判带来的恶果是巨大的，不但政治上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伤害了成千上万的好人，而且对文学艺术的摧残、扼杀尤其严重，特别是对广大文艺（包括理论）工作者心灵的打击和损伤更是贻害无穷，难以弥补。其恶劣影响直到“文革”后的20世纪80年代还没能完全消除。新时期以来直到80年代末，人性论禁区的突破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因而不断“心有余悸”的艰难过程就是明证。 新时期初期人性问题的理论探讨是以文艺创作实践为先导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以关注人、关注人性、呼唤人的价值和尊严、弘扬人道主义精神为主导倾向的创作实践成为社会和时代思潮的代言者，“人”的意识开始复苏和觉醒。与此相呼应，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理论探讨也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一时成为学术热点。这场讨论涉及人性的具体内涵、人性普遍性与阶级性关系、马克思主义有无人道主义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当时文艺创作的具体实践和文艺鉴赏的实际需求所提出来的，也是思想解放运动大背景下人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于是，当时学界多方寻找、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论述，进行重新学习和思考，激活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来批判那些根本否定人性、人道主义的极“左”思想，正确总结、反思新中国建立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历史实践和经验教训，终于冲破了前此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的束缚，使长期受到压抑的“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得以重新确立，使一个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实现了与中国新时期初期文艺现实的有机对接。首先是人性问题的讨论，使人们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再认识，认清了人性与阶级性的辩证、复杂关系以及文艺创作表现人性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人”的本质和人性内涵的理解，不仅为当时及以后的文艺创作实践营造了较强的舆论氛围，而且拓宽了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文艺的思路。接着是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讨论开始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有无人道主义的问题展开，基本是两种对立的观点：肯定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不仅不忽视人，而且始终以解决有关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马克思从没否定过人道主义；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人道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即使是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是否定了人道主义的。论辩双方都选择、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相关言论为自己辩护。讨论后来深入到异化问题，同样选择了马克思1844年的《巴黎手稿》作为理论依据展开热烈讨论。于是，这部一百多年前的手稿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被激活了，其中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等人学思想被哲学、美学界大量、反复地引用，在神州大地上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手稿热”。正是通过讨论，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在中国“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转型时期，在当时中国尚未完全解禁的文艺文化语境下，获得了强大的现实生命，一方面与中国当时的文艺现实对接，迈出了“中国化”的重要一步，成为推动中国文艺、文论突破禁区、走向繁荣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它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新的阐释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