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1949年至今整整五十年间中国当代文学历程时，语言状况是需要认真关注的。因为，正是在这五十年里，文学中的语言经历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变化，而这些新变化既构成了这个时期文学变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基础层次上给予这种文学变化以深刻影响。所以，要了解这时期文学发展状况，其语言状况是不能不了解的。我想在这里概略地描述近五十年文学中语言的发展演变状况，以便从这个特定角度去接近这时期文学的总体风貌。为简便起见，我的讨论将纵向地展开。在我看来， 这五十年文学在语言上呈现大致四种演化形态：大众群言（1949—1977）、精英独白（1978—1984）、奇语喧哗（1985—1995）和多语混成（1996年至今）。这里拟依次讨论。而在讨论时则不是仅仅在文学内部谈论语言，而是从文化语境状况去说明一般语言状况进而阐释文学语言状况。文化语境是指影响语言变化的特定时代总体文化氛围，包括时代精神、知识范型、价值体系等，这种氛围总是产生一种特殊需要或压力，规定着一般语言的角色。一般语言是特定时期的普遍性语言状况，不仅包括文学中的语言，而且还包括其他各种语言如政府语言、新闻语言、学术语言和民间语言等。这种一般语言状况既是文化语境压力的结果，又与文学中的语言状况具有直接关联：作家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受制于当时一般语言状况的总体语境。而一般语言状况又从深层显示出文化语境的制约。文化语境、一般语言和文学语言，这三者相互渗透和共生，从而可以作相互阐释。而“文学语言”一词在语言学界通常指书面语的标准语形态，而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往往不仅包括这种“文学语言”，而且还包括口头语言、方言、政府语言、新闻语言和学术语言等，不过，是这些语言的新的组合形态，所以常称“艺术语言”。这里为着论述方便，还是把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一律简称为文学语言。 一、政治整合、语言俗化与大众群言 考察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中语言状况，不能不看到，这种语言状况与伴随建国而出现的政治整合需要密切相关。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整个国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文化现代性建构时期。这种文化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找到并确立一种能整合全国亿万各阶层民众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的基本形式。这就产生了一种全体民众的政治整合需要。政治整合的目的是使过去彼此疏离、涣散的各阶层民众，能一律自觉地按一个统一意志去思想和行动。而语言正是这种政治整合的有力和有效“工具”。这就陆续发生了一系列语言变革，如确立新的政府语言、新闻语言、学术语言、教育语言和文学语言等。而统一的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横排书写规定、标点符号方案等也正是这种语言变革过程的一部分。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它的语言历来被认为是最有典范性、最完美和最具感染力的语言形态，因而自然成为语言变革的重镇，承担起政治整合的大任。先后于1949年7月和1953年9月召开的第一、二次全国文代会，标志着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两支文艺语言大军在新的政治整合旗帜下走向统一。这种统一在语言上的标志，就是逐渐探索并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它应能适应服务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大众”这一目标。这种大众的初等或初等以下文化程度决定了新的文学语言的一条重要标准：非文人化或非知识分子化，为工农兵大众所喜闻乐见。为达到这一标准，就需要对以前的文学语言传统来一次新的整合：语言俗化，也就是语言的大众化或通俗化。 这种语言俗化进程基本上是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条原则来进行的。这三条原则就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注：毛泽东：《反对党八股》（1942年），《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37—838页。）这语言三条实际上代表了新的文学语言所据以建构的三个方位：第一是要向“下”吸收，即不是向上层文人或知识分子吸收过分精致的、脱离实际生活的文人化语言，而是向下层工农兵大众吸收“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语言，如大众口头语，这意味着排除以知识分子或文人语汇为资源的可能性，而明确地以大众语汇为基本标准；第二是要向“外”吸收，即吸收西方先进的语汇、语法和逻辑等现代语言规范，坚持汉语现代性方向，反对恢复以文言文为代表的古典性传统；第三是要向“古”吸收，但决不是古典文言文传统，而是“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即古代白话中保存的活的语言传统。 可以说，有如下六类语言资源可供上述整合：1.“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成为主流的现代白话文。这种语言是根据人们生活中日常采用的通行白话或口头语并参酌外来语（如西方现代语言）而形成的，符合第一、二个方位。由于如此，它不无道理地成为新的文学语言赖以建立的基础范式，因为这种新的文学语言不可能脱离这个现代基础范式而退回到已经衰落并失势的古典文言文基础上去。运用现代白话去表达新的生活体验，显然被认为是有利于面向工农兵大众的，属于或接近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语言，而文言文却似乎只能背向或拒绝他们。2.以俄苏文学语言为主的外国语言。在当时与欧美交恶而与苏联交好的特定条件下，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3.大众活的口头语和方言。这种“活的语言”更能“表现”工农兵大众在特定地域的“实际生活”，显然符合第一个方位，因而必然受到推崇，如老舍的北京口语，赵树理的山西方言等。4.下层民间文学语言，这种文学语言总是以“说唱文学”的形式活跃在下层大众（尤其是农民）之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也符合第一个方位，所以必然要被吸收进新的文学语言中。5.古典白话。这种古典白话是保存在古典白话文（如白话长篇小说）之中的，为现代人（无论工农大众还是文化人）所雅俗共赏，合于第三个方位（“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因而有理由整合进来。6.解放区“革命文学”的大众语实践。自1928年“革命文学”兴起以来，尤其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革命作家一直在努力探索新的既适应革命的政治整合需要又为大众所喜爱的大众化文学语言形态即“大众语”，如《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和《漳河水》等的语言。这应当说是统合上述四种语言而获得的成果，体现了上述三个方位的整合，具有未来整合化语言的“样板”性质。而相比之下，一些此前曾活跃过的文学语言状态，如以沈从文、巴金、曹禺、林语堂和穆旦等为代表的文人化语言，及张恨水为代表的都市通俗文学语言，由于主要体现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与来自农村的工农兵大众的文学旨趣有相当距离，不符合上述语言三条，因而只能被排斥（如坚守文人语言旨趣的沈从文则从此停止了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