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将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随着澳门回归之日的即将到来，文学爱好者对澳门文学的兴趣日益增强。他们渴望澳门文学研究者对澳门文学的特点有所论述，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澳门文学。90年代以来，我不断收到澳门友人寄给我的澳门文学作品和有关澳门文学的论文，使我对澳门文学有所了解。1998年冬，刘登翰先生又惠赠我一册由他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更使我对澳门文学有了比较系统的、全面的认识。现就我十年来对澳门文学的涉猎和思考，在这里论述一下澳门文学的“特”。 一 澳门文学是由澳门作家创作出来的，而澳门作家却各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澳门作家文化背景的多样性，给澳门文学打上了不同文化的烙印。这是澳门文学有别于内地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第一个“特”。 从历史上看，创作澳门文学的有这么几个作家群体： 一是在改朝换代期间或在战乱年代到澳门暂时避难或隐居的作家。明末清初，一些明末遗民来到澳门，他们创作了不少诗篇，或写故国之思，或写澳门风物。前者如屈大均、陈恭尹、大汕和尚、迹删和尚的诗作；后者如尤侗的《默德那》、《佛郎机》、《和兰》等诗作。 二是生于澳门、长于澳门的作家。如清代举人赵允菁在他《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中说他先祖“家自闽宦”， 明洪武十九年（1387年）“改官之香山”，卒于任上。后人迁入望厦村，“遂世居澳地”。赵允菁可能是澳门当地人中的第一个作家。在澳门现代作家、当代作家中，澳门当地人就更多了。 三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内地移居到澳门再从事创作的作家，如诗人兼评论家黄晓峰（笔名高戈）即是这一作家群体的代表。 四是由东南亚、欧、美诸国及台湾地区向澳门移居并落户、扎根在澳门从事创作的作家。诗人、评论家陶里便是这一作家群体的代表。 五是由四百年来葡萄牙人与中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等国人通婚后所生的子女，世代居住在澳门，并以葡萄牙文创作的作家，即所谓“澳门的土生文学”作家。如飞历奇、江莲达、爱蒂斯·乔治·玛尔丁妮、若瑟·多斯·圣托斯·费雷拉、马若龙、李安乐等。他们以澳门人民的生活和心态为题材，除了使用的文字不同于华文外，却是道地的澳门文学。 在这五个作家群体中，各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第一个作家群体，基本上是中原文化背景；第二个作家群体，基本上是闽粤文化背景，特别是粤文化背景；第三个作家群体，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地文化背景（在一、二、三作家群体中，也有少数作家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第四个作家群体是中华文化背景和原居住国、原居住地区的文化背景的融合，但以中华文化背景为主；第五个作家群体则是中葡文化背景的整合。在这样的多种文化背景下面，澳门文学的文化意蕴是各不相同的。来自中原文化的遗民作家、避难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其文化意蕴固然和后四类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的文化意蕴明显有别，就是后四类作家之间，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有很大区别。如此五大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在一个仅有18平方公里的澳门地区共生，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中特有的文学景观。 二 中国的文学无论是古代文学、近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伴随着激烈的文学论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家之间的相互诘难；唐宋八大家与反对古文运动者的争论；明代的前后七子与对立面之争；清季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实为改革）与反对者之争；“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与复古派、国粹派之争；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统治者文学之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之争；抗日时期的进步文学与“文学与抗战无关”之争；“民族形式”问题与现实主义问题之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人性论”、“人类之爱”等的批判；这都是文学界所熟知的。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大战役”（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反右派；文艺整风）更是全民皆晓。似乎中国内地文学的发展是和文学论争孪生共长的。然而，澳门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三百多年来却不曾发生过一次文学论争。即使在出现新文学以后，进入50年代以来，六十几年间也不曾发生过一次文学论争。“不争论”，是澳门文学的又一“特”。 这是为什么？ 原来澳门文学除了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外，还有这么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文学传统。往澳门避难、隐居的人，历经世事沧桑，看破人情变幻，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们无意于再和别人进行文学论争。及至葡人占领澳门在澳门的统治稳定以后，他们热中的是把澳门变成“自由港”，在亚洲扩张他们的经济势力，对于文化和文学并不重视，听其自生自灭。这种对文学“无为而治”的态度，也就决定了葡人不干预文学，也不支持某个文化集团或文学派别。至于从内地、从海外移居澳门的文化人和作家，他们的第一步是求生存，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才求发展，解决生活富裕问题。他们之所以从事创作，谋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即使在文学问题上有什么想法，其对立面也是在内地或海外，因此也无需在澳门掀起什么文学论争。至于澳门当地作家和葡人“土生文学”作家，前者的发表园地多在香港和内地、台湾；后者的发表园地多在葡萄牙和欧、美等国。他们如有什么文学观要发表，也是在这些地方而不在澳门。由是之故，三百多年来澳门文学无论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受内地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澳门发表过一些“左”的言论，澳门文学界也不予置理，“不争论”。澳门也有文学批评，但在“三宽”的传统下，它们一般也只是说好话，很少开展批评，即使对作家作品提些意见，也是谈一些枝节问题，具体问题，不伤感情，措辞温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