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努力奋斗

——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思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元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黑龙江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自古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对于外来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总是通过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按照民族的需要和民族的方式,结合民族的具体情况和文化传统来吸收,使之民族化或本土化。在当代中国,谈论文艺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多和最早的是毛泽东。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的三点看法,也完全适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中国文化之发展,必须面对我们的时代和世界,适应时代和世界的需要。因此,时代性和世界性应该是中国化的题中之意。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8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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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A8;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4937(2007)06—0004—03

      我们这次研讨会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一个十分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20多年来,我国大量引进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各种观念和模式,这对于我们了解世界,拓宽视野,吸收其合理的内核,以丰富与发展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而且取得了成绩。但是不能不看到,在不少情况下,无论在文艺界还是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人们往往不顾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不问我国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实践,常常不经分析地加以广泛应用;有些著作更是在同世界“接轨”的响亮口号下,不断地追赶西方文论的时髦,无视我国古典文论、现代文论已有的成就,这不仅产生了如人所言的“失语症”,也使我们的文论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

      要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个命题,我以为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国化的含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的又是什么。为此,我提出三点看法,抛砖引玉,与大家交流和讨论。

      第一,关于外来文化思想与民族化或本土化的关系。历史和实践都表明,自古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在其发展的历史行程中,对于外来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从来都不会照搬照抄、模仿复制,总是通过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按照民族的需要和民族的方式,结合民族的具体情况和文化传统来吸收。人类文化也被历史所证实,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单维度的和单规定的,而是由一系列不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所构成,如同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这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一个普遍规律。比如大家知道的印度佛教,它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大地发生了变形,已不再是印度佛教的原样,所以在中国才有大乘和小乘佛教之分、藏传佛教和云南大理的佛教之分。这说明佛教在中国不仅有一个中国化过程,而且在中国国内还有一个地区化的过程。又如在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先生,在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日本近代文学的经验后认为,无论在过去和现在,日本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都不应全部照搬,而要按照日本的方式进行,并提出了日本化和东方化的著名口号。再如,18世纪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说过,俄罗斯彼得堡的城市建筑“集合了欧洲城市之精妙”,这无异于说,彼得堡是按照俄国人的思考—俄国人的心灵来接受欧洲城市建筑成就的。1999年12月30日,普京在《千年之交》一文中指出,90年代俄国的经验证明,把外国书籍中的公式和模式照搬到俄国,是不可能不付出重大代价的,是不可能顺利地进行改革的,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是没有用的。每个国家包括俄国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只有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同俄国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俄国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不胜枚举。总之,通过它们,我们已经看到,每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在对待外来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方面,总是在思考和实践如何使之民族化或本土化。

      第二,关于中国化的内涵和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列宁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说:“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我们可以根据列宁的这一思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或在中国或在越南或在其他国家的运用,也应该是不同的。这意味着,马克思的理论都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在当代中国,我们知道,毛泽东是谈论文艺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多和最早的人,从1938年他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起,就开始不断论述这个问题。而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其实就来源于毛泽东的思想。因此在谈论中国化问题时,不能不提到毛泽东的相关论说。我以为,在他的论述中有下列三点值得注意和重视。

      1.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毛泽东在这里所谈的两者“相结合”和两者“统一起来”,这无异于说,中国革命不可能走欧洲革命或俄国革命的道路——城市工人武装起义或议会的道路,而必须结合中国广大农村这一特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正是毛泽东的这一新的创造性的思想,克服了中国革命征途的各种形式的本本主义,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由此不难看到,毛泽东的两者“相结合”和两者“统一起来”的思想,其本身就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因此可以说,发展和创新才是中国化的主旋律。

      2.毛泽东指出,这种结合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应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也就是说,两者的相结合不仅有内容方面的问题,也有形式方面的问题,即要关注民族文化传统及其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内容和形式不可分离。

      3.毛泽东写道:中国的面貌,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看法。问题是,在今天,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改变,才能使之变成新的?按我的理解,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里,时代变了,世界也变了,咫尺天涯变成了天涯咫尺,各国之间的互相联系变成了相互依赖,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必须面对正在迅速变化和发展的时代与世界,必须适应时代和世界的需要。因此,时代性和世界性应该是中国化的题中之意。其实,中国特点自古以来就不是纯粹的和固定的,而是变化和发展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绝对化的过程和绝对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动态的概念。在它的历史长河里,许多世界的和各个时代的东西已经历史地融入其中,成为中国自己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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