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7）05—0099—04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既往，取得了空前的成绩。古代文论研究的理念、方法，有了很大的丰富和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古代文论研究队伍的壮大，文艺学家与古代文学专家分工合作，各扬所长，开启了新生面。 古代文论，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或者学科分支，与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艺学，都有内在的深刻的关联。所以，古代文论的研究主体，也就有两类学者，两大学术群体。一类是站在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立场的，一类是站在文艺学学科立场的。相应地，也就有两种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式、研究风格。我这里不完全是从研究者在大学里或者在科研院所里的行政归属来划分，不是从他们是在古代文学教研室，还是在文学理论教研室来划分，而是从他们各自的研究视角、各自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从他们的学术思路和学术习性来划分。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区分，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现端倪，而在近三十年日渐分明。罗根泽早就提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态度主要有两种，一是要写出“事实的历史”，一是要创造“功利的历史”。前者是所谓纯粹的史家，就是以忠实地记述过去为目标；后者是要以古为鉴，找出根据，用以指导未来。前者重在“求真”，后者重在“求好”。[1]20—21 他所谓“事实的”、“求真的”文学批评史，约略近于我们所说的从古代文学立场对古代文论的研究；他所说的“功利的”、“求好的”文学批评史，约略近于我们所说的从文艺学立场对古代文论的研究。回顾八十年来的轨迹，不难看出，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分支最先是由文学史家开创，而近三十年来，文艺学家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的声音逐渐变得比以前更加响亮。 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代表了第一种路径。陈钟凡晚年在《自述》中说，二十年代初期，他出于对学衡派盲目复古的不满，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他是把撰写文学批评史作为整理国故的工作来做。郭绍虞1934年在其所著文学批评史的自序中说：“我屡次想尝试编著一部中国文学史”，觉得工作太过浩繁，“所以缩小范围，权且写这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这个传统近三十年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复旦大学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南开大学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蔡钟翔等撰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还有许许多多精彩丰硕的成果，不胜枚举。在文献的发掘考辨上，也有喜人的收获，被称为“孔子诗论”的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等文献的发现、整理和阐释，就是显著的例证。 郭绍虞等前辈对文学批评史研究有开创之功，沾溉后辈，但是，他和他的同辈人的研究，不以高度的理论思辨性见长。他们发掘整理史料所依凭的文学观念，是在“五四”新潮中从西方引入的，理论界彼时还来不及充分消化。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里指出，“若没有‘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词输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接受这个新意念，目下还谈不到任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2]544 以西方的文学观念梳理、阐释中国古人的论述，终究不免有许多的扞格、抵触。另一方面，搜罗和鉴别史料的工作，如何与中国本土的现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同步，文艺学家对此持有与古典文学研究家不尽一样的看法。朱光潜1948年在《朱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一文中说：“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很出了一些文学批评史的书籍。这些著述大半以时代为中心，把每时代的文艺主张和见解就散见于当时文献中的七拼八凑地集拢起来，作一个平铺的叙述……佩弦先生的《诗言志辨》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贡献，也就因为它替文学批评史指点出一个正当的路径和一个有成效的方法。”[3]493—498 那是什么样的路径和方法呢？朱自清是环绕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观念，环绕着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和重要命题展开讨论，在中国诗论里抓住了“诗言志”、“比兴”等四大中心观念来纵横解剖，理清脉络。朱自清本人在《诗言志辨》的序言里说，他的方法是，“寻出各个批评的意念如何发生，如何演变”。他着重的是论，而不是史。虽然《诗言志辨》是一本专论而不是通论，虽然全书对所论并未充分展开，但它确实指点了新的路径。 这另外一种路径，我觉得，可以拿朱光潜、宗白华和王元化作为代表。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著作里以近现代西方理论为参照，重新阐释中国古代文论概念，他对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作了沟通①。宗白华呈现另一种学术风格，他说，西洋的美学理论与西洋的艺术相表里，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必须结合中国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结合古代的诗歌和音乐。他还认为，历史的综合叙述固然重要，但问题的研究更可以“为将来中国美学原理系统化之初步”。这句话至今还值得我们仔细玩味。他以《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论著，给我们作了极好的示范。② 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于1979年，可以看作从文艺学视角研究古代文论的一个里程碑。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里说，他的旨趣“主要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释义企图从《文心雕龙》中选出那些至今尚有现实意义的有关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方面的问题来加以剖析”；“从中探讨中外相通，带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把它和我国传统文论进行比较和考辨，和后来更发展了的文论进行比较和考辨。③ 蒋孔阳在研究美学原理和西方美学史的同时，撰写了专著《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4] 以及《中国古代绘画中所表现的美学思想》、《孔子的美学思想》等论文，以他对西方美学的熟悉来指点中国古代美学的民族特色，往往能切中肯綮。钱钟书在《诗可以怨》里说，“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④ 他的出版于1979年的《管锥编》排列许多古今中外稀见的材料，目的都是提出一个个理论问题。他说，“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的现实意义。”⑤ 钱仲联曾经评论说，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给我们以科学研究我国古代文论的钥匙”。[5]376 这也可以用作对上述几位前辈文艺学学者的共同的评价。文艺学家的研究被古典文学专家所认同、首肯，打开了一条新路。许多晚一辈、晚两辈的文艺学家循此继进，造就了古代文论研究的新格局。我们只要哪怕是粗略地扫描三十年来文艺理论学界同行们的有关著述，就可以看出，在以现代目光阐释古代理论上，已经有了很多好的成果。如果这里列出相关专著、论文的题目，那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单子。更为可喜的是，文艺学的和古代文学的两种视角的研究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靠拢、相互融合，把实证性、严谨性与理论性、创新性结合，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