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7-0150-08 “国学热”在新世纪的再次升温，有较广泛的社会文化影响，亦波及青少年教育问题。传统国学是包括教育学的内容的。传统国学也曾经通过教育形式影响了许多代中国人。许多人把现代社会隐患与体现于青少年性格特征方面的表征相联系，以为国学教育可以救心救世。现在的教育确实在国学方面多有薄弱环节，表现为历史文化继承的一定意义上的失败。不过，考虑这一问题，必须澄清传统国学教育的特质，总结历史上这种教育的得失成败。“五四”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学教育传统的反思，至今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们当今提倡的新国学教育应当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内容的继承，以利于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塑造。鲁迅曾经强调的“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主张，是我们今天推进中国文化与教育的现代化仍然应当坚持的原则。 一、正统儒学教育与士人品格塑造 自汉代起，儒学逐渐成为文化正统，随即影响教育的主流形态。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①标志着儒学地位的上升。东汉以来，国家官学和民间私学都重视儒学原理的解说和传递。东汉时期成书的《四民月令》，被看作反映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论著。《四民月令》中有关于乡村学校的内容：“(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研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书《篇章》。”“(八月)暑小退，命幼童入小学，如正月焉。”“十一月，研冰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小学’。”根据原书本注，“幼童”是指九岁至十四岁的孩子。有的学者分析《四民月令》提供的信息，指出“汉代教育制度，八九岁的小孩入小学识字和计数；十二三岁的大小孩进一步学《孝经》、《论语》，仍在小学；成童以上则入太学学五经”②。有的学者总结说，“蒙养教育在秦汉以后便进入有教材有组织形式的阶段”③。《四民月令》所说的“学书《篇章》”，《太平御览》卷608引作“学《篇章》”。有学者以为，“篇章是《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其中《急就》、《三仓》等字书，应当学会书写，《九九》是算学初步，仅仅书写不够，必须领会、熟练”④。《汉书·艺文志》中“小学”专为一种，列于《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之后。“小学”中的书目，有《史籀》、《苍颉》、《凡将》、《急就》、《训纂》等，都是基本文化知识的教材。汉代的初级教育“小学”，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可以和近代教育之“小学”相类比。王国维说：“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⑤当时的“教材”，除了基本“小学”启蒙读物以外，主要是儒学经典。《汉书·食货志上》说到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的内容。例如：“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人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所谓“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在“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之后，可知当时的教育理念，道德教育似乎是寓于知识教育之中的。对于当时蒙学的这一特点，有教育史家分析说，“启蒙教育尤重品德伦常和日常行为规范的培养，并且寓于书算教材和教学之中，以收课程简、重点突出之效”⑥。 进入科举时代以后，儒学成为正统教育的基本内容。其中道德教育受到执政者的特殊关注。由于权力以利诱方式的介入，导致了受教育者相当显著的人格扭曲。韩愈指出，人们“务利而违道”，“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而一旦“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故其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⑦。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考中状元。他在试卷中写道，“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则授其句读”，“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牍为富，持试于乡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于流俗者几何人哉？心术既坏于未仕之前，则气节可想于既仕之后”。这样的人进入执政集团，“奔竞于势要之路者，无怪也；趋附于权贵之门者，无怪也；牛维马絷，狗苟蝇营，患得患失，无所不至者，无怪也”。世风因此败坏，“悠悠风尘，靡靡偷俗，清芬消歇，浊滓横流”⑧。宋儒就此多有“士大夫无耻”的感叹⑨。有人甚至说：“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⑩世风因此颓变，确实引起了有识者的深切忧虑。人们认识到，纠正这种败坏人心的文化倾向，要在“重公议，明国法”(11)。其实最根本的扭转，应如文天祥所说，重视“方其幼也”的品格教育和人格塑成。 二、“五四”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批判 李大钊曾经指出：“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由历史考之，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也。”当时面对激扬奔进的时代潮流，李大钊指出：“吾之民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李大钊以为“青年之自觉”，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12)。要“冲决”压抑思想解放的“过去历史之网罗”，“脱绝”阻碍文化进步的“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应当清理“积尘重压”的旧式教育。 陈独秀在刊载于《新青年》1卷6号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也曾以新的眼光回顾历史。他指出“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13)。陈独秀痛感中国漫长的专制政治历史所形成的思想禁锢之深重，他看到，“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要诚心推进历史，非先将国民脑子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14)。这些“旧思想”，应当主要来自传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