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读经”论辩之辨析

——以秋风与薛涌论争为个案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晓东,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97)

原文出处: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儿童“读经”是中国文化、中国教育的一种传统,但却是不好的传统。薛涌称蒋庆的读经理论是“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秋风则起而为蒋庆辩护。两种不同的儿童观念,两种不同的教育学说,会造就两种不同的童年,两种不同的人生,甚至两种不同的人。这两种儿童观念和教育学说的对立,其实就是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对立。全面了解薛涌和秋风的论战以及蒋庆儿童读经的原貌,我们会发现,其实秋风与薛涌的距离,远远小于他们与蒋庆的距离。这也是秋风与薛涌的论战堪称奇怪之处。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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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8)05-0068-07

      2004年4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蒋庆选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12册。同年7月8日,薛涌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评蒋庆的读经运动》[1],引发了秋风等人对他的激烈批评。回顾与辨析这场论争,对于认识与建设现代儿童教育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一、儿童读经: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

      薛涌的《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篇教育学论文。文章开门见山,批评蒋庆“近世以降,斯文见黜;经书之厄,甚于秦火”的断语。原来蒋庆认为,蔡元培担任民国教育总长时废除了小学“读经科”,于是中华民族成了抛弃自己经典的民族。蒋庆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教育的后果:“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与蒋庆不同,薛涌认为蔡元培废除读经是有贡献的。薛涌写道:“蔡元培是否应该废除读经呢?看看蒋先生搞的名堂就明白。蒋先生编的这套‘诵本’,从《诗经》、《孝经》,到王阳明的《传习录》,共19部儒家经典,洋洋15万字,832课。对象是3岁到12岁的孩子。而且,这些内容是要求孩子们背诵的!蒋先生称:‘蒙学教育就是背诵教育。孩子12岁以前背诵能力强,称为‘语言模仿期’,12岁以后接受能力强,是‘理性理解期’。背诵经典就是在儿童记忆力强时记住经典,长大后就逐渐会理解经典的义理内容。’一句话,他所提倡的读经,就是要强迫孩子在3—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1](引者按:蒋庆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中称《诵本》为10万字,共898课。蒋庆还提出“胎教诵读类型”,可见蒋庆要求读经的小孩子不只是从3岁开始,甚至不只是从0岁开始。过去中国人计算年龄有虚岁计岁说,即出生时便是1岁。现在通行的计岁方法是出生时是0岁,满12个月是1周岁。如果从呱呱坠地算起是0岁的话,胎教读经便是要求从-1周岁开始。)

      如果稍有现代教育学常识就可以看出,蒋庆选编《诵本》让小孩子背诵,显然是既不科学,亦不可行,更难完成。所以薛涌说“如果这就是读经的话,蔡元培先生将之废除,不愧为英明之举”,可谓言之有理。

      秋风在《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一文中,针对薛涌这篇文章,判定薛涌是“彻底地、绝对地反传统的心态”[2],应属于对薛涌的误读。为什么说是误读呢?请看薛涌的原文:“蔡元培先生废了读经,却没有禁止读经。那些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自有其价值。”[1]这就说明,薛涌一方面认为蔡元培废止读经科,但并未禁止读经,表明薛

      涌有意表明自己并不一定反对“经”,并不一定主张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读经。同时也表明薛涌本人反对蒋庆倡导的读经,其实是反对蒋庆让小孩子背诵经典;薛涌甚至明确指出,那些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是自有其价值的,这就表明他并没有如秋风所说的“彻底地、绝对地反传统的心态”。

      恰恰相反,薛涌对待古代经典的态度是开放的,甚至是肯定的、期待的:“那些千古流传下来的经典,自有其价值。但是,如何弘扬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为下一代所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广泛探讨的问题。”[1]这就意味着,薛涌不仅不反对传承古代经典,甚至考虑到如何有效地“弘扬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秋风《现代化外衣下的蒙昧主义》一文对薛涌的批评,并没有真正瞄准薛涌,而是瞄准了秋风心目中薛涌的幻影,换言之,这种批评是无效的。

      二、儿童本位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分水岭

      薛涌在《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义》中写道:“在海外养过孩子的中国人大多理解我们真正的文化困境是什么。我们希望孩子接受中国文化,坚持和孩子讲中文。但是,孩子一旦能够读书,麻烦就来了。中文里没有孩子可读的东西。和英文读物竞争,怎么也竞争不过。孩子的心一下子就被英文世界吸引过去,你怎么引导也不行。”[1]我们或许没有薛涌的这种经历,但是,笔者在北欧看到过华侨及其子女教育的类似情况。这里说到“中文里没有孩子可读的东西”其实也是大实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先秦时期《学记》里还有点儿童本位的气息,秦汉以来中国的教育乃至教育学其实都是成人本位、圣贤本位的,因为不了解儿童的世界、儿童的生活,不了解儿童的需要和兴趣,不了解儿童的成长规律,即便到了今天,中国的儿童教育基本上还是成人本位的[3]。蒋庆选编《诵本》以倡导小孩子背诵,招致包括秋风这样的学者在内的那么多信众狂热的拥护,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所以薛涌说“中文里没有孩子可读的东西”并不为过。当然,从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和现代化进程,尽管在传统文化心理和极左政治影响下充满波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符合儿童阅读的读物,但总起来说,这些读物在儿童不得不面对的读物里,只是汪洋中一叶小舟,根本无法满足儿童阅读的需要。

      可是现代以来,在西方国家,由于卢梭等人“发现了儿童”,发现了儿童有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西方的教育学在卢梭、杜威等人那里已经全面地实现了“哥白尼式的变革”,即从成人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转变为儿童中心、儿童本位。通过这种变革,西方曾出现过“教育心理学化”运动、“儿童研究运动”等等,西方教育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革命,当然,这种深刻的革命与蒋庆的“儿童读经运动”在精神实质上恰恰是相离相背、形同水火的。西方的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儿童文学等理论迄今已经相当成熟,这得益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社会、思想、政治等领域的变革,同时教育的现代转型对西方现代人才的培养,乃至全面的繁荣富强产生了巨大的反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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