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生产者是话语实践的主体，是话语场内活跃的主动性力量。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话语生产者的共性或个性往往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话语生产的结果。因而，对主体角色性质的分析，是考量比较教育话语实践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本文拟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来把握比较教育话语生产者社会角色的纵向历史特征与横向结构特征。 一、角色的历史特征 比较教育话语生产者扮演的社会角色，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表现出某种时代的共性。民国时期的话语生产者带有“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说“大知识分子”的特征，他们往往拥有广博的知识，常跨越学科边界而对公共生活发生作用；建国初的话语生产者是具有鲜明党派色彩的先锋队，但同时笼罩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气氛下，是“意识形态化”了的知识分子；新时期的话语生产者则如福柯所说的“专业知识分子”，不代表普遍利益，也不与党派紧密联系，他们对公众社会的干预能力也是局部的，在特定的专业知识领域内才有效地发挥作用。 （一）20世纪上半叶：公共性与专业性并存 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时间跨度过长，很难用一个词汇来概括这一时期比较教育话语生产者的总体角色特征。大致来说，可以依据时间先后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晚清民初的比较教育话语生产者，如王国维、蔡元培等，他们往往扮演“公共知识分子”或“大知识分子”的角色。王国维是我国第一本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的主笔，翻译了大量西方教育作品，《教育世界》中的许多未署名文章，经学者考证大都出自王国维之手。可以说，王国维是20世纪初非常有影响的比较教育话语生产者。蔡元培是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还曾任北大校长、大学院院长。他依据西方教育理念，对中国教育进行过学制、文实分科、大学管理等多方面的改革，是一位教育改革家。虽然王、蔡二人发挥作用的领域有所不同，前者主要在学术领域发挥作用，后者主要在实践领域发挥作用，但他们都是有广泛而深远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他们都对西方教育有所研究，但又都涉猎广泛以至于难以说清他们的专业。以王国维为例，他不仅对哲学、美学有深入研究，对甲骨文有很深造诣，还是文学大师，其学术足迹又远踏教育学、心理学。他们是“杂”家，是“大”家，是具有公共性的“大知识分子”。 另一类是民国中期（20、30年代）的比较教育话语生产者，如庄泽宣、常道直、钟鲁斋等，他们的角色性质开始由“公共知识分子”逐渐向专业化过渡。前一代话语生产者不仅跨越学科、专业的边界成为通才，并且跨越学院、书斋的边界走上公众舞台；这一代话语生产者的影响主要局限在教育领域内。与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具有专业性，但是这种专业性在教育学尚未在中国分化成系统体系之前，表现为“大教育”的专业性，而不是“比较教育”的专业性。在旧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中，“教育学”之下并没有二级专业；比较教育虽然已成为高师课程，但还没有独立成可以招收研究生的专业；常道直先生属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教育学研究生，但并不是“比较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尽管20世纪中国比较教育最早的三部代表性著作分别由庄、常、钟三位先生写成，但他们的研究领域并不局限在狭窄的比较教育范围内。如庄泽宣的《教育概论》、常导之的《教育行政大纲》、钟鲁斋的《教育之科学研究法》等，都是当时教育理论界脍炙人口的著作。可以说，这一代话语生产者是由“公共性”向“专业性”的过渡。 （二）解放后三十年：意识形态化的凸显 新中国建立时，前一阶段的话语生产者正逐渐步入老年。钟鲁斋先生1950年以后到香港任教，于1956年逝世；[1] 庄泽宣先生于50年代初赴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推广华侨教育，晚年定居美国，1976年逝世；[2] 常道直先生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但是其学术著作也明显减少。新时期成长起来的话语生产者，笼罩在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下，“又红又专”、“先红后专”既是他们自我确定的主要模式，[3] 也是社会对他们进行外在确定的重要标准。 首先，从旧社会而来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批判。陈鹤琴先生展开了自我检讨，陶行知先生的“活教育”受到了批判，提议重视西方教育研究的陈友松教授也被括入此列。1955年11月，《关于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教育的影响和批判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初步计划》批评了陈友松的态度，“最近北京师大教育学教授陈友松对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思想，虽表现还积极，声称自己要做深刻检讨，但当时苏联心理学专家彼得鲁舍夫斯基故意问他：‘你看杜威对中国是否也还有些好处呢？’他当时很激动，不自觉地流露说：‘目前批评只准说坏，不准说好’，很多感慨，深为不平，言下表示杜威有许多好处”。[4] 其次，在新社会踏入学术圈的知识分子也受到了很大影响。1950年留美回国的滕大春先生转向了外国教育史研究；原本英语专业出身的朱勃先生在进城办事的马车上双目紧闭、争分夺秒背诵俄语单词；[5] 顾明远先生于1951年北上前苏联留学，五年后归国效劳……虽然从其学术发展道路来说，这一代比较教育话语生产者正处在学术的“成长期”，总比上一代需要学术“转型”容易得多，但他们的道路也并非坦途。思想改造、政治运动，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接下来的“文革”，改变了文化资本的价值，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刘佛年、曹孚二位前辈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滕大春、马骥雄两位先生也受到很大冲击，[6] 朱勃先生被关进了牛棚，[7] 顾明远先生被作为“走资派”批斗，并因主办《外国教育动态》而被诬陷为利用该刊散布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教育思想。[8] 在“文革”期间，“特别是和外国打交道，禁区特多，保密范围特大”，以致于比较教育话语生产者“逐渐形成了‘前怕狼、后怕虎’的精神状态”，“‘臭老九’特别是‘臭教授’的帽子压得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9] 这一时期，“强势的意识形态以道德批判和反智主义这两把利刃，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与民众的疏离感和知识的罪恶感，将他们建立在‘政治中立’和‘知识神圣’两块基石上的所有自信摧残殆尽。”[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