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自19世纪诞生之初就卷入了科学主义的知识配置框架中。教育学受工具理性的豪迈许诺所鼓舞，不断拓展着自己的学科范畴。但是，人在教育学中的地位却日渐卑微起来。时至如今，即便是探讨“教育与人”的关系这一基本论题，也常常需要借鉴伦理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结论的解释。人在教育学中面临消匿的窘境，不得不引起教育学研究者的警觉。当下，反思科学、教育学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在教育学中的境遇，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紧迫。 一、科学的狭义化 思想家对于科学的理解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在漫长的思想史中发生着各种流变与冲突。在古希腊时期，科学尚未从哲学与日常生活中分化出来，有关科学观、自然观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是融为一体的。[1]柏拉图把宇宙描绘成一种“数学—几何”结构，并用数目最少的元素说明自然现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此作为构成科学理论的理想目标。亚里士多德把科学与日常生活作了区分，认为科学是追求世界本源的抽象学问，称为“第一原理”，即形而上学，①而把研究日常生活中具体事物的物理学称为“第二原理”。在知识确证的最可靠来源上，形而上学先于物理学，因而又被称为元物理学。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古希腊众多先哲思想的基础上，关心的不是思想或智慧本身，而是它们的根据。形而上学，即哲学的第一要务是寻找解释世界及其变化的本体，“所有其他学术，较之于哲学确为更有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更为佳。”[2]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以科学的名义为思想活动预设了一个终点，并为众多学科走向这个终点铺设了基础、划定了起点。在这一时期，思想家还没有对哲学的或科学的实践活动进行区别。科学即哲学，是探讨有关世界本源或知识最可靠来源的学问。 科学的含义，直到17世纪才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与分歧。培根所创始的经验主义哲学，把科学从形而上学的层面重新拉回到物理学层面，提出知识的可靠来源应该是基于人的感觉经验的自然世界，主张把追求世界本源与终极原因从科学中排除出去。伴随着文艺复兴以后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培根系统而明确地提出了自然科学观。因此，他不但被视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而且被看作是近代自然科学观的奠基人。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使亚里士多德所区分的“第一原理”与“第二原理”的地位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自此以后，西方思想家热衷于从感觉经验与理性经验两个不同的方向寻求知识最可靠的来源，即知识确证的路径。 要探明19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兴起的缘由，不能越过康德的“批判哲学”这个思想史的路标。康德在概括其前世哲学的特点时说，“这门科学（即形而上学）的最主要的目的，即用理性的一些原理来论证出关于至高无上的存在体和来世的知识。”[3]康德的“批判”为其后世哲学留下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尽管西方近现代思想史历来存在经验论与唯理论的论争，但很显然，随着康德对传统的“纯粹理性”的批判，他试图用所谓科学的形而上学取代在其之前以及当时的神学形而上学，并按照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模式，建立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的形而上学。而这一点被后来的实证主义大肆发挥，视为科学知识的最后依据，并且坚持一个重要论点：一切所谓的天赋观念都没有经验上的根据，因而建立在这种观念基础之上的形而上学应当被付之一炬。在实证主义那里，没有经验依据的形而上学变成了非科学，而作为自然科学典型代表的物理学则变成了科学。 实际上，康德的论题规制了西方19世纪知识配置的基本走向。正是后人对康德论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哲学路向：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西方哲学家从两个极端的方向对康德提出的“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要么要科学，要么要形而上学，两者不可兼得。 科学主义思潮起初表现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孔德把理性限制在经验、现象的范围之内。而后，穆勒、斯宾塞、涂尔干等人进一步发展了实证主义，并将其应用于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实证主义者普遍认为，科学研究不宜超出经验与现象的范畴，探求如万物本源这些无法证实的东西毫无意义。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用于包括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并坚信科学可以让人知道任何可以认知的事物，包括人的生命价值与意义。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它研究的主题，而在于其方法。科学主义假设，科学世界是一个保持价值中立的世界，是人的生活世界诞生之前原本就存在的世界。而生活世界则是一个充满人为价值判断的世界，要想达成社会的公正，就必须借助科学方法对生活世界进行改造，并让自然界服务于人类。科学主义在思想史中的“胜利”，是与其标榜的科学世界的客观性、公正性、中立性分不开的。自19世纪以来，“尽管探讨人类生存意义的文化科学也取得巨大的进展，但无论如何也没有获得大体上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4] 无论是远古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现代的康德、黑格尔，他们对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使哲学真正摆脱了经验材料的束缚，以各种方式证明了“哲学”或“形而上学”是一门“科学”。但是，在科学主义思潮兴起之后，这种观念逐渐被淡化。科学被狭义化了。从评判科学的标准与研究方法来看，形而上学让位于物理学，两者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彻底颠覆。尽管20世纪以来的德国仍有像胡塞尔这样的思想史巨匠在按传统的理路从事着“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式的书写，但科学主义顽固地主张抛弃探究万物的本源，拒斥形而上学，以实证的理性代替传统意义上的思辨的理性。科学逐渐被具体的以自然界为认识对象的具体学科所统指。而哲学则被排挤在狭小的学术空间中继续从事着形而上学的思辨事务。为此，胡塞尔认为，“科学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的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使物成为纯粹的物体。”[5]在胡塞尔看来，所谓的科学世界为人类提供了这样一个世界图景：“真正的世界是数学化和理念化的自然，是一个自在的物体世界。它受严格的因果规律支配，人可以通过数学公式和物理公式来规定它和说明它。”[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