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20)10-0003-20 一、问题提出 追溯学科的发展轨迹如同探寻一个人的身世，了解比较教育学家在学科成长中的角色地位有利于加深对学科自身发展的认识。纵观比较教育发展两百多年的历史，英国比较教育学家迈克尔·萨德勒(Michael Ernest Sadler，1861-1943)作为比较教育学的先驱人物之一，一生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萨德勒在《我们从对别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究竟能学到什么有实际价值的东西？》中提到的“民族性”“学校外的事情甚至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内部的隐性精神力量”等有重大创新的观点对比较教育研究颇具影响力。[1]艾伦(Ryan，M.Allen)对此的评价是“萨德勒作为比较教育研究早期创始人，欲超越学校教育的范围，以一种整体的方式理解整个社会，提出创新性的观点。”[2]在比较教育学史上，萨德勒常被称为比较教育学因素分析法的奠基者[3]，历史研究法的最早倡导者。[4]作为学科的先驱之一，他让世人知道了教育与种种校外因素有关，也通过比较教育来认识教育背后的规律，艾萨克·利昂·康德尔(Issac Leon Kandel)在此方面也深受其影响。[5]萨德勒研究专家希金森(J.H.Higginson)认为，萨德勒从事的比较教育研究形成了一个学术体系，对学科的根源问题及当代发展都有着重要启示。[6]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荣休教授卡扎米亚斯(AndreasKazamias)也高度认同萨德勒的比较教育思想，认为他的这些“原理”构成了20世纪比较教育的理论方向的奠基石。[7]雷丁大学荣誉教授弗农·马林森(Vernon Mallinson)认为“现代比较教育学家的角色也延续了萨德勒时期的样子。”[8]我国学者屈书杰认为：萨德勒在学科发展的关键期为比较教育研究确立的学科分析框架不仅开启了学科发展的新时代，而且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极大地推动了比较教育的发展，不论以什么历史分期来算都当属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人物。[9] 萨德勒毫无疑问是一位被学界认可的比较教育学家，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上述评价中的“开拓性工作”“比较教育学的先驱人物之一”“20世纪比较教育的理论方向的奠基石”“里程碑式人物”都是相当之高的。但是，萨德勒为何能够获得这么高的评价，贡献到底在哪些方面？纵观关于萨德勒思想的现有研究，目前，学术界的认识还是较为全面的，但是，从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转型视角来看，对萨德勒思想的地位评价还不够充分，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我们认为，如果要准确评价萨德勒的学术贡献，必须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比较教育学科转型发展这一重要而又特殊的时期，以此观之，萨德勒在学科转型时期具有重大的承上启下意义：他孕育了学科转型的五大要素，奠定了比较教育全新的学科体系，推动了比较教育新时代的到来，引领了学科从“业余”走向“专业”发展之路。本文认为，相对于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比较教育之父”的称号，萨德勒可以称为“比较教育之母”。 二、萨德勒孕育的比较教育学科转型五大要素 萨德勒可以称为“比较教育之母”，主要是从萨德勒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对比较教育学科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体系化的学科之贡献而言的，具体说就是比较教育学从一门松散化的、非正式的研究领域转型成为一门制度化、规范化的学科。朱利安作为“比较教育之父”，主要是提出了“比较教育”这一术语，给了比较教育学科一个身份，类似于人类的姓氏，到了萨德勒所处的时代，比较教育学科尚处在一种较为自发的状态。萨德勒如同母亲一般，孕育、抚养了比较教育学科，从研究者身份的转变、研究目的的转换、研究方式的过渡、研究方法的扩充、研究结果的专业化等五个方面明确了学科转型的要素，奠定了学科今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孕育出学科专业化发展的雏形，推动比较教育学科走向成年，迈过18岁这一门槛。萨德勒孕育、抚养比较教育许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研究者身份的转变 研究者的身份转变体现出比较教育学从一门松散化的、非正式的研究领域逐渐发展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的一门学科。19世纪的研究者基本上以官员的身份进行研究，比较教育研究对他们而言是一项副业；20世纪上半期的研究者则多是大学教师，是专业的研究者，他们穷其一生进行着比较教育的研究与思考。而萨德勒主动辞去20年余的官员身份并选择在大学中研究比较教育，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后来的研究者，是比较教育学科从业余走向专业的关键人物，奠定了学科专业化的基础。 比较教育从1817年产生到19世纪末的这段时间一般被认为是比较教育的借鉴时期。比较教育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发展初期的民族国家，刚刚接管原来主要由教会办理的教育事务，怎么发展本国教育以适应国家对人力资源的需要，对政府来讲都是新生事物。取径他国，放眼欧洲，向国外借鉴优秀的教育经验，就成为这些国家的自然选择。于是，多个教育考察团在欧洲巡游，这些考察人员大都担任一官半职，接受了国家的任命，带着革新和发展本国教育的目的前往国外调研，从国家角度、决策者的角度出发对所考察国家的教育进行研究，带回来一卷又一卷的调研报告、考察成果，当然这些成果、报告大多也转化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内容。借鉴时期的比较教育研究活动主要以国家为主导，研究人员基本上是以出国访问的官派人员为主，如表1所示。 萨德勒作为处在比较教育学科转型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既具有前一时期研究者的特征(官员身份、业余比较教育研究者)，又具有后一时期研究者的某些特征(学者身份、专业比较教育研究者)，是后来学者效仿的对象。萨德勒早期是为政府组织服务的官员，任职长达20年之久，曾担任牛津大学地方考试常务委员会秘书，并出任了英国教育部特别调查报告局局长一职，并在不同官职的工作中考察各国教育、思考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以一名官员的身份研究国外的教育体系，在此期间他出访了美国和欧洲多个国家。他在关于英格兰中学教育的文章中提到“这个时代的政治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教育大众，文学和科学无法给出解决方案”。[10]因此，他在担任官员期间致力于搜集世界教育信息，促进国民对教育的理解。萨德勒中年(1903年，42岁)辞去官职后，在大学中担任教师和管理人员，继续以一名学者的角色进行比较教育的研究。他曾经担任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和教育管理兼职教授，也曾经出任利兹大学副校长、牛津大学学院院长。萨德勒主动辞去官职并选择在大学中任职的举动有助于他进一步将比较教育从业余研究转向有深度的专业化研究，彰显了研究者在学科专业化发展历程中的身份转型。他曾在大学教授教育史等课程，形成详细丰富的当地教育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不仅对地方当局的决策有所帮助，对英国教育史有着直接的贡献，还是当时学生们的推荐读物，对后来科班出身的专业研究者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康德尔也是萨德勒的学生，康德尔1906年获得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在萨德勒的建议下留学美国，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与比较教育专业博士学位。即使萨德勒当时还不是比较教育专业的教授，但这种身份并未限制其研究主题，且这种身份的转变为他撰写调查报告、培养具有专业素质的学生、奠定一系列比较教育理论和方法提供了条件，这对比较教育的专业化发展来讲是重要的转型与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