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几乎所有的中小学教师都可以对杜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高谈阔论。然而，毋庸讳言，杜威理论在中国教育实践上却成效甚少。有学者指出，当前的教育改革遇到许多悖论，例如传统德育与科技教育的矛盾、公民教育与传统德育的矛盾；[1]不少教师错将杜威学生中心的理论误解为崇尚人文主义而排斥科学理性的教育、或者是为学生发展服务而排斥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2]此外，国内外的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圈学生的考分与其学习兴趣、内在动机、自我意识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与西方学生完全不同。[3]这些矛盾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产生杜威教育理论的时空环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与许多移植它的国家的历史文化条件相去甚远。那么，21世纪的全球化社会将需要怎样的主流教育理论？影响人类教育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杜威“科学加民主”的核心理念将会怎样发展？究竟中国文化中的什么成分应该得到传承？本文将以中西方教育哲学产生与演变过程为视角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杜威教育哲学及其产生环境 中国学术界“对杜威的误解比对其他思想家更深，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与杜威本意不仅存在差距，有时甚至大相径庭”。[4]其直接原因在于不少中国学者对科学本质尚未深刻理解。著名教育哲学家阿香博(R.D.Archambault)说过：“要理解杜威哲学的任何内容，必须先理解杜威有关科学的概念。”在他的教育哲学中，“不仅是实际的科学内容与方法使杜威感兴趣、实际可以说是统治了他，而且是科学的内在精神：客观、诚实、自由、开放。”[5] 杜威在谈及知识与科学的关系时强调：“科学”是反映“知识”本质特性的最佳名称；“科学”也代表了学习的最高境界；知识的崇高在于它不同于观念、猜测、推测或纯粹的传统；“知识”应该理解为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6]著名教育史家祁尔德(J.L.Child)指出，杜威的教育理想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思想方法”。[7] 杜威哲学的逻辑起点是自然，归属是社会实践。他将人看成是自身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他的与众不同的开篇是对生物个体与环境抗争的精辟描述，进而引出生命的本质就是适应环境的过程的论断；教育的本质就是传递适应环境及其变化的经验；“知识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习惯”。但杜威并不是机械的经验主义进化论者，而是重视自我行动及其效用的实用主义者，因此他主张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多元与变化，他相信多元才能产生变化，有变化才能产生进步。与经验主义强调“足够多”的观察、进而依赖于归纳法和统计学不同，实用主义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以没有机械重复观察次数的标准，因而在教育活动上，实用主义强调超越物我二元的“实习”，进入“天人合一”的“经验”境界，从而使知识成为“习惯”。 同理，杜威头脑中的“科学”也不是17世纪、18世纪欧洲工业化时代的经济发展工具，而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社会交往活动。他视民主为超越政府性质问题的一种相互联系的生活方式，一种通过共同交流而产生的可以分享的经历。“杜威将民主看成是科学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包括它的客观性与目的性的结合、自由与纪律的结合、个人探索与集体验证的结合。”[8]所以教育的真正挑战在于能够教会学生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是亲身“经验”“科学探究”过程，因为“科学探究”是伴随着以民主探讨的组织方式进行的；科学具有相对客观的标准和共同规范，鼓励质疑、创新和合作。教育的任务不是让学生知道或记住一些前人发现的科学知识和民主社会的有用规则，以为成年后参与科学研究和民主生活做准备，而是让学校成为一个微型的民主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学生通过经历适合于他们自己年龄阶段的民主合作、协商过程，解决探究知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培养民主精神和能力。在杜威那里，“科学探究”既是教育内容又是教学方法；既是智育内容，又是德育内容。总之，杜威体系精妙之处在于将知识发展的科学逻辑、学生学习的心理逻辑以及道德形成的伦理学逻辑统一了起来，[9]而不是“先做人后做事”的逻辑。因此，智育与德育融为一体、不同学科融为一体、学习与实习融为一体。 杜威学术之所以影响巨大是因为它顺应了美国19世纪末蒸蒸日上的社会变革的潮流，其划时代巨著《民主主义与教育》不仅将知识发展的科学逻辑、学生学习的心理逻辑统一起来，还将它们与民主治理的政治逻辑有机地统一起来，代表了当时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生产力的经济需求和美国多元文化交流与冲突共存的社会诉求。不过，杜威成功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对西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他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几乎每一章的创新立论都是基于对前人理论的客观分析而展开的。因此，若要真正理解杜威理论及其对其他国家的适应性，乃至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必须理解西方教育思想的历史；而要理解西方教育思想的历史，就要回溯到产生它的早期单纯的自然环境和后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去。正如杜威所言：“一切善与恶都是与客观力量结合而成的习惯。它们是个人特性中的某些要素与外部世界提供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0] 西方文明的摇篮——古希腊位于只有两个江苏省面积却散布了6000多个岛屿的爱琴海。其文化中心雅典城邦多山、靠海，多天然良港，平原零碎而分散，资源主要包括葡萄、橄榄、大理石、高岭土。环境的多样性刺激着商品交换的发生，而商品交换又带来文化交流，文化交流需要交通工具，而交通不便又带来科技发展的挑战，科技发展又带来更多商品。因而当时的商业、渔业、盐业、航海业、农业和畜牧业已非常发达。更加绝妙的是，这样的环境使迎战自然挑战的希腊人付出的勇气与努力能够得到相应的汇报，所以人类战胜自然的信心、勇气和智慧得到进一步发展。[11]因此，科技发展迅速，像“曹冲称象”这样的实验能够抽象到“浮力定律”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