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3)10-0003-07 回到20世纪我国课程发展的历史原点，我们发现对课程本质的探讨由来已久。课程的本质是什么？20世纪课程本质观的原始历史影像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为了找出20世纪我国课程本质观的发展脉络，笔者选择了教育学的经典教材作为视角进行探究，因为经典教材会积极地有选择地吸取一个时期的教育研究成果，在争论的问题中，往往会整合多种意见，表达具有代表性的较为公认的说法。它代表着一定时期的主流思想，能够较好地反映某一阶段带有广泛影响性的观点。 20世纪20年代以前，国人自己撰写的教育学著作大多没有专门的课程章节，从20世纪上半叶国人撰写的部分教育学著作和教材的内容体系我们看到，关于课程的内容主要反映在“教授”章节中，涉及的内容是“教科”和“教材”，“教科”和“教材”是当时课程的主要表现形态。[1] 以“教科”和“教材”为表现形态的课程，在本质上属于“知识”的范畴。1914年刘以钟等编辑的师范学校用《教育学》说得很明白，“教授上所当传达之内容称为教授之材料，或称教材”，教材可以分为知识和技能两部分。[2]在这里，“教科”和“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它的本质功能是通过教师教授科目和教材，使学生获得知识和技能。正如陈侠在1944年的《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一书中所说：“过去所谓课程，是指那集合固定不变的知识以作训练心智之用的材料而言。”[3]所以那时的课程是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材料。 陈侠1944年所说的过去的课程观点是相对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产生的课程本质新观点而言的。20年代以后，随着国人对杜威(John Dewey)、博比特(F.Bobbitt)、塔巴(H.Taba)等美国教育家课程思想的翻译和引进，近代教育学界不但对课程有了专章的论述和专门的研究，对课程本质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对此，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出版的一些教育学著作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舒新城1927年的《教育通论》认为，“课程不仅以知识为限，应及于锻行为、强身体、陶感情、练组织的德育、体育、美育、群育各事”；“课程为达教育目的之一种工具，教育目的又因人类生活底变迁而变迁，则生活变迁历程中之种种活知识也应为课程所容纳”。所以在舒新城看来，“课程不只是已成的固定知识，而是改进人类生活各部分的重要事项”。[4] 余家菊1925年的《教育原理》也认为，“课程者，学生在校时之生活活动也，亦即：吾人所期责于学生之活动。”[5] 孟宪承1933年的《教育概论》则参考了博比特的观点，认为“课程是教师和儿童在学校环境内进行的控制的学习的活动”，既包括学校日程表内的读书、看图、作画、试验、观察、游戏，也包括课程表外的在学校环境进行的儿童集会、游戏和其他课外作业。[6] 陈侠的《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也在总结博比特和塔巴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课程就是儿童在教师有计划、有组织的指导下所从事的一切活动”的观点。[3] 从这些课程的定义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课程本质观有以下革新和发展： 从课程的内容广度而言，课程不只是已经存在于教科和教材的限定性知识，而是改进人类生活各部分的重要事项； 从课程的内容性质看，课程应是动态的活知识，除了固有知识外，课程应该容纳生活变迁中的活知识，应该随着学生生活的变化而变化； 从课程的表现形态看，课程应该以“活动”为主要表现形态，是学生在校时之生活活动； 从课程的功能看，课程是改造经验的媒介，“如果我们承认教育为经验的改造，则课程正为改造经验的媒介”。[3] 在这里，课程表现形态已经从单纯的“教科”和“教材”引申到了“活动”和“生活”，课程的本质内容也从“知识”演进到了“经验”。因为通过活动和生活，学生获得的不只是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活动而收获的“全部真实的经验”。课程的功能也就从陈旧的“集合固定不变的知识以作训练心智之用的材料”转变为全新的“改造经验的媒介”。 这种课程本质观的革新既源于对当时以书本为核心，忽视儿童的直接经验以及儿童生活和社会生活对课程的影响等教育问题的反思，也源于当时美国杜威、博比特、塔巴等教育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界的启示。孟宪承、陈侠等对课程的定义就是借鉴杜威“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博比特的“课程为儿童全部的生活经验，不论其有无指导，均有关于个人能力之发展”以及塔巴的“课程与经验相同，它是一个活的整体，包含学习者全部真实的经验”等教育家的观点的。[3]这也说明，20世纪上半叶我国教育学界对课程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当时国外先进的课程理念接轨的。不过，20年代后教育学著作对“课程与经验”关系的认识还是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 受博比特著、张师竹译的《课程》的影响，这时期我国教育学著作中的课程本质观在理论上更多地借鉴博比特的观点，即重视学生活动的有组织和有计划，或者说是有控制性。博比特的课程本质观虽然将课程落实于儿童的活动与经验，但还是以准备完美的成人生活为出发点的，本质上还是属于目标取向的课程观，课程被揭示为达到什么目标的计划。他认为，教育者必须为每一年龄或年级的儿童制定每天活动的详细计划，所以是有计划的活动构成了课程。[7]孟宪承、陈侠等引用博比特观点的时候，也是非常强调课程是“一套有组织、有选择的生活经验，是学校特别编制起来，用以补充及完成个人之发展的”。[3]而且，在经验的认识上，强调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结合。课程作为改造经验的媒介，既要着力于“直接经验的补充与改正”，又要重视“间接经验的扩大与证明”以及“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之培养与训练”。[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