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5－0084－06 1840年后由西方入侵带来的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是历史研究无法回避且不断予以阐释和反思的议题。其中，对西方知识系统即西学的回应，无疑构筑了19世纪、20世纪中国知识与教育变迁、重塑的主线索[1](p1)。从洋务运动时期西学的引进与新式学堂的举办，戊戌变法时期的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到新政时期书院改学堂和新学制的建立，再到民国后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实验，尽管其中不免混杂着中西文化的各种传统、话语方式与实践形态，但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教育与知识系统，很大程度上被渲染为一种基于广泛共识的共同行动。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无疑加速了这一进程，知识分子在追逐西方学者引肇的学术革新和思想世界的变迁轨迹时，实际上忽略了基于自身知识、文化传统的创新与再造，也忽视了站在中国的立场思考问题的知识基础的建构。追根溯源，西方普遍主义的影响固然深远，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知识与教育变革进程中所采取的态度也该检讨。 在由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的基督教文明主导的世界文明变革历程中，一个长期占据主导的观点是，人类所有文明都是同质的并最终走向统一，因此关于人类对自身、对所处的世界的认识，对构筑人类社会所有要素的认识，都可以作为人类所有群体共同的知识基础[2]。不过，对于被迫卷入世界文明进程的非西方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而言，一直都在面对但同时也在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被迫卷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一体化进程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至少在一点上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即主要由西方知识阶层构筑而成的知识基础乃至创造、发展知识的方式，潜藏的实际上是西方文明奉行的普遍价值与意义，刻意或无意地忽视着非西方文化的本体存在。 在方朝晖看来，西方知识系统源于“认知”的目的，而儒学知识则是服务于人格成长和终极关怀等实用的需要。前者遵从的是“知”的逻辑，后者遵从的是“做”的逻辑[1](序2)。实际上，由于在历史的时间、空间变迁中都缺乏足够的对话，两千多年来的中西方学术，从整体上来讲代表着不同的知识与文化传统。尽管人们时常可以从西方文化中发现一些与中国古代学术类似的学术思想，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二者之间不存在可比性[1])(p9－10)。传统中国的知识体系以经学为中心，传统教育则以理解和揣摩圣贤与经典的真理为途径，以培养自觉的道德修养为目的。作为传统教育唯一的合法知识资源，儒学之所以能够与王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达两千余年之久，与其有着一整套自我解释的理由有关：它把建构社会秩序的和谐、维护君主与国家的权威和培养士人与民众的道德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与社会的秩序等级也是围绕着这一中心议题建立起来的，至于对其所进行的解释、分类、表达，则是王权治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3](p143－144)。 西方的知识系统，包括天文、历算、地理、数学、几何、生物、医药、音乐、美术、建筑等，特别是代表着地理大发现和天文学最新成就的地圆说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最初则是由传教士于明末清初带入中国的，并且很快进入了少数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之中。早在明末，艾儒略《西学凡》就告诉中国人，“极西诸国，总名欧罗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即文、理、医、法、教、道[4]。在此基础上，西方逐渐发展出了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基本架构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体系，并在大学内确立了分学科、专业开展教学研究的制度结构，进而不断促进着科学知识的增长与学科分化[3](p144)。当然，有一点还是必须指出，即便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接触西方的1840年后，西方的知识系统本身实际上尚未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压倒性的优势，其所依赖的力量，主要还是工业化导致的全球性贸易扩张以及资本主义先天的对土地、财富的贪婪攫取。这也使得裹挟于军事入侵与商业渗透之中的西方知识系统是一种强势介入，从而也就带有了学术霸权的印记[5](p9)。一个有力的例证是，在1840年之前的几百年间，一些西方学者是以一种欣赏和仰慕的姿态面对中国文化的，包括莱布尼茨也毫不掩饰其对中国文化的推崇。1840年后，这种欣赏和仰慕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学时无法抑制的心情，以至于即便是在传统儒学的思维框架中寻求变革，所应对的也是西方的挑战，且最终不得不在西方的知识框架下，寻找中国学术的新生。 由此，影响近代知识、教育变迁进程的也恰恰是塑造着近代中国的两股力量：一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席卷全球思想启蒙与批判理论，毫无例外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二是来自中国5000年的传统，在抗拒中出现了几次主动或被动的变革的尝试，最终却不得不以一种空间形式上的转换，消解了传统的时间维度，将以古汉语为载体的传统文化，转换成了以现代汉语(白话)为载体的现代中国知识系统。由此，近代中国社会一直在两个路径上发展：一是以儒家道统、政统思想维系的传统社会的惯性逻辑，使中国在既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上，继续其对辉煌历史的向往与重塑；二是被迫开始接触西方知识与思想，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在中学与西学之间建立一种关联，使之能够进行对话，并在对话中尝试解决中国的问题，即如何谋求富强并获得与西方诸强对等的国际地位。由此，传统知识分子对待西方入侵采取的态度，实际上必须经过两次转换才能进入知识领域：第一次转换是，要挽救国之危局，就必须学习西方，因此首先必须解决西学之于中学的关系，才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中西会通等主张，总的思路实际上是容许被拒斥的西学逐渐进入中国儒学知识分子的视野，使得西学能与中学并行不悖而不至于动摇儒学为本的传统知识系统的根基；第二次转换是，一旦当西学引入学堂，保持中学之根本以保文化之独立性的努力固然从未间断，部分知识分子也曾尝试用西学改造中学以复兴中学并使之与现时代相匹配，但其实际的结果是，清末民初的所谓“新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西学形态，“纯正”的中学此后更是逐渐消弭于大学以学科为载体的知识系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