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工作者:从教师角色到教师认同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教育研究与实验

内容提要:

文化政治工作者是新教育社会学对教师角色的定位。本文梳理了其理论基础:以批判性话语凸显教育的政治性,以可能性话语推进政治化的教育。剖析了在学校系统内外,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教师可能展开的教育实践:尊重学生的个体历史与文化,凸显教学的政治性;民主社会的政治在于其开放性与多元性,既往僵硬的规则与关系皆可重新定义。最后指出:当文化政治工作从外在角色转换为内在认同,作为行动者的教师,既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结构对人的制约,又通过文化实践反作用于社会结构,且在当下具体的教学场景中,用超越性的社会关怀与价值担当,纠正教师工作中的“普罗化”,并走出社会再制理论的预言。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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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角色”是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教师角色强调教师所处的社会地位、教师职位所担负的责任权利以及相应的社会期待,有浓厚结构功能主义色彩,强调社会结构对人的限制。科层制的社会所看到的是“角色”——舞台中的面具,而面具后的人,具有主动性与创造性,根植于具体历史与文化中的个人,常被遮蔽了。

      角色理论在20世纪中期盛行一时便日渐沉匿。本文用教师认同取代教师角色,基于以下两点:其一,这一研究视角的转身,旨在凸显角色理论中教师的被动——在彰显社会结构的强大面前,行动者被傀儡化了。其二,这个时代为教师成为行动者奠定了真实的文化空间与社会空间。追溯西方社会历史,权利的争取有三个阶段,17世纪所争取的是政治权利,18世纪所争取是社会权利,而现代社会斗争的中心是文化权利。在文化权利的争取与表达中,教师具备前所未有的责任——作为文化启蒙者,以自己的真诚声音不断唤醒学生乃至整个社会寻找内在的声音。本文将教师置身于真实社会历史情境中,探讨其内在的认同,外现的文化启蒙与政治实践。

      在社会学对教师角色的论述中①,教师定位为“受雇者”(employees),强调教师工作的社会结构,薪水、晋升、劳动力市场的动态都将影响教师的工作;教师似“母亲”(Mothers),帕森斯(Parsons)就美国社会历史研究指出:美国学校中,低年级主要以女教师为主,强调其中的关怀、亲切体贴、保护孩子等教育爱;教师似独立的技艺匠(艺术家)(independent artisans),教学是个人化的劳动,强调教学的情境性、流动性、教师的即时创造性与实践性知识;近些年来,教师似“技术性的专家”(technical experts)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同,教师的专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专业化使教师达到更高的专业水平,承担更多的责任,拥有更高的收入。

      然而,教师专业化真的有助于提升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专业发展的微观情境即教师的教学中,一方面强调教师的专业发展,另一方面,学校奉行管理至上、绩效中心的原则,教师的工作面临“低价值化”与“低技能化”的现实。在教师教育中,过于强调教师只作为一个技术专家,即只注重执行任务、管理课堂、传递课程、评估分数等教学技术。在教育政策的制定甚至在课程大纲的制定中,教师的踪影被排斥,教师只是规则的执行者、教案的实施者。在学校管理中,严厉的聘用制、高竞争的人际关系、绩效中心的评价机制,导致教师求稳保守、怕担风险的职业态度;更为严重的是,教师失去了对课程的设计权,统一的课程、考试取向的教学评估,在外来力量——僵硬的教材、外来的专家与管理部门的评估下,教师不再自主自己的工作。

      艾波(Michael.W.Apple)等指出:教师职业面临“普罗化”——教师更似劳工而非专业人员。格瑞斯(Grace,1987)的批评更为犀利,他借用“符号暴力”概念,指出“专业主义”同样是统治阶层对教师所施行的符号暴力,在对“专家”地位的追逐中,教师将个人的成名成家放在首位,忽视了阶级、经济与工作环境所带来的压力与紧张,努力使自己更具有“生产率”。

      教师专业发展努力很难切实回应教师社会生存状态中的现实困境。因此有必要再提西方教育学中的另一脉,“教师作为文化政治工作者”,这是新教育社会学即批判教育社会学对教师认同的理解。

      这一论述后有丰富的理论资源,葛兰西(Gramsci)认为教师似“有机的知识分子”,阿尔图塞(Althusser)认为教师似“意识形态的国家代理人”,弗莱雷(Paulo Freire)定位教师为文化工作者,吉鲁(Henry A.Giroux)、麦凯伦(Peter McLaren)用公共知识分子与转化型知识分子来定位教师。不同表述后的理论却一脉相承,其意义可概括如下:其一,启示教育的政治性与政治的教育化;其二,定位教师工作的性质,教学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劳作,以区别于单纯的“工具主义”和“技术中心”的劳动;其三,讨论教师工作的条件,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的教学所必需的意识形态条件与制度基础;其四,呼吁教师在教学中生产与合法化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群体的兴趣与价值,不可推卸其作为价值承担者的政治责任。

      二、教育的政治性与政治的教育化

      学校教育究竟与政治有无关联?这是传统教育学与批判教育学重要的分界。传统教育学坚持学校教育非政治化,学校是一个与价值无关的场所,是一个工具性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场。实证主义主导的教育研究与教育政策只强调教师对教学技术的掌握,教师应精通于如何将知识有效地传递给既有的社会。批判教育学起步于传统教育理论所回避的问题,指出这一套看似价值无涉的工具性话语有效地再制且合法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葛兰西指出教育制度属于上层建筑部分,它生产、传播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塑造人们的意识形态。他用文化霸权理论指出,人是被观念所统治,而不是被武力所统治。维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方法除了“强制”之外,更需要“说服”——对被统治者进行“知性和道德的领导”,将被统治者的认知及价值观念转变成有利于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知识分子是从事组织、管理、指挥、教育,及领导他人者。他们是意识形态的组织者。一般而言,统治阶层并不直接行使权力,他们必需通过知识分子的中介而建立霸权。②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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