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8）04-0003-05 今天，每一个热爱并从事教育学研究的人，都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让人十分尴尬的事情：不仅仅教育学研究领域之外的人对教育学持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就是教育学研究领域之内的人也对教育学的存在和发展持一种悲观的态度，“教育学终结”的口号，就是由圈内人说出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对此，我们毋需多言，只需仔细聆听各国的教育研究者们的简单言说就会有深刻的体会。 法国的教育学与社会学双料教授E·涂尔干责难“教育学往往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文献”[1]；美国教育哲学家莫里斯形象地说“教育研究‘在荒野上哭泣’”[2]。日本的村井实喟叹道，直到今天，“教育学还是处在头悬天脚系地而中间的躯干脏腑尚无着落的状态。所谓教育哲学，一如既往，头重脚轻徒托空言”[3]。德国的赫尔曼·诺尔则为赫尔巴特不幸言中的“在其下几代渐渐地变得僵化起来，失掉其缔造者所具有的强烈冲动，埋没在技术和纯粹的陈规俗套之中”[4] 而悲痛不已。中国的陈桂生先生洞察到“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5] 以及教育学被其他的学科所占领的严峻现实[6]，并直言道：“如果教育学消亡，也不必为它惋惜。从单一而又单调的教育学繁衍成色彩斑斓的教育学科群，合该像庄子那样，为它的消亡鼓盆而歌。”[7] 诸如此类的言说，不一而足。其中，最让笔者感到难过的是美国霍斯金对教育学的莫大嘲讽：“教育学界没有多少响当当的名字可以装模作样，难怪总得背着自卑的情意结。教育学和商科一样，都只是各种‘真正’学科的大杂烩。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育系找到的，当时的教授把教育学定义为一种次等学科，说这个领域由各种真正的学科组合构成，当中涉及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可是组合的方式却从没有怎样确定（也显然永远做不到）。这各种学科都有适宜我们挪用之处，只要加上‘教育’这个前缀词便可（因此教育学必然是比各种学科次等）。”[8] 上述发言者们的文化背景各有不同，所看到的具体问题也不尽相同，但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发言者们不是各国的凡夫俗子，而是教育研究领域内有相当影响的学者；二是他们都对教育学的现状持一种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切。试想，按常理，一门学科的研究者所应具有的基本态度，应该是为这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行有根有据的辩护，努力向人们证明教育学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但现在，圈内的学者们却纷纷在内部造起了教育学的反，使教育学的存在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怎能不让人感慨？不过，换个角度看，这反映了教育学人可贵的忧患意识与自我批判意识，由此逼迫着我们去正视教育学自身的危机，与他们一道去寻思产生危机的根源以及走向新生的路径。这也正是我们写作本文的根本用意。 一 王国维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说：“夫哲学，教育学之母也。”[9] 杜威则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10] 并且在其学术自传《从绝对主义到实验主义》中再次强调：“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想到，哲学研究可能集中在作为人类最高利益的教育上。”[11] 这意味着，哲学与教育学有着内在的亲缘，我们完全可以从哲学的发展趋向去探询教育学的危机与新生。这就涉及到了西方正在复兴的、以研究实践问题为业的实践哲学。 从公元前6世纪希腊哲学的诞生到19世纪黑格尔哲学为止，哲学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主导着西方学术的发展。但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不断有人在谈论哲学的终结，而且这种谈论到了20世纪得到了更为普遍而有力的响应[12]。究其原因，根本在于这2000多年的哲学基本上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一种二元论的哲学：柏拉图的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二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物质的二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二分、笛卡尔的心灵与肉体的二分、康德的现本体界与现象界的二分，甚至在主张主客统一的黑格尔那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大写的理性与小写的理性的二分。而这种哲学之所以坚持二分，是因为现实中人们所处的时空世界是一个感性的、不稳定的、易变易逝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在哲学看来是不完美的、应该逃离的，哲学的使命就在于用去感性的理性揭示一个超验的、绝对的、不变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因不具时空变化而享有至高的地位。并且，二元论的出现，也导致了分离的二元是如何实现统一的这样一个在二元论中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切不能不导致哲学与生活的疏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疏离可以存在于19世纪以前，因为这之前的诸时代变化非常缓慢，人类尚无足够的能力应对变化，寻求确定性确有其实践上的需求。但到了19、20世纪，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19、20世纪是一个急剧变化、动荡不安的世纪，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震动，产生了诸多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而这时的哲学却沉湎于超时空的世界，研究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谜”一样的问题，对重大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则不管不问、默然待之，并且在19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制度化运动中诞生的“学院哲学”加剧了这种分离，而这必然遭到人们对它的普遍质疑，发出“哲学终结”的声音。 不过，哲学终结的声音并不意味着现代西方哲学处于混乱与无序之中，稍加考察就会发现，“无论哲学终结与否，或哲学自身将会有怎样的形态，生活世界及其种种问题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10]。而对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即意味着对“实践问题”的一致关注，因为“生活”不是主客二分的产物，不是超时问、超历史的理性主体静观先在不变的实在的活动，而是有血有肉的实践者与其身处变化的世界打交道的过程。生活就是实践。由此就出现了所谓“实践哲学”的复兴，即古希腊实践哲学传统的当代复兴。从学科的角度讲，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发展的一大倾向就是“一些现实问题不断引发哲学家们的哲学思考，由此形成了一些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的应用哲学，例如，对市民社会与福利国家、民主与政治制度、公平与正义、个人与社会、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的思考，促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产生；对科学发展中提出的一些涉及生命价值和伦理观念变化的问题的解决，最终形成了生命伦理学；同样，对人类生存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伦理思考，产生了另一门新的应用伦理学即环境伦理学”。这清楚地“表明了从理论转向实践是哲学发展趋势”[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