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了学术创新、学科创新和方法创新对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 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方法创新往往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关键。教育科学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我们有一支庞大的教育科学研究专业队伍，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教育科学研究非专业队伍。现在高校系统每年发表的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论文大约25万篇，专著大约2.5万部，教育科学在其中的比例是十分之一，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对提高教育质量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研究队伍的不断成长，研究成果的逐步丰富，研究水平的持续提高，这也是需要充分正视的成绩。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的教育科学研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与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与社会所期待的要求还是存有差距的。而差距的最核心问题在于，能产生明显社会效益和国际国内影响的、实证而可靠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还不够多，精品力作更少。 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是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消极等待，而是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提高目标和对目标执著的追求。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内容丰富的集合，包括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创新、科研方法创新等，它们相互间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下面我想着重谈谈如何通过科研方法创新来促进理论创新的问题。 一、方法论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学科发展史看，任何一个学术的重大进展，无不伴随着方法论的创新。确切地说，没有一个重大的学术进展，不是与方法论的创新有关系。为什么经典意义上的物理学是从伽利略开始，心理学是从艾宾浩斯开始？因为那时出现了伽利略的科学实验法，出现了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为什么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化学是从门捷列夫开始，生物学是从达尔文开始？因为那时有了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达尔文的物种比较法。所以，我们可以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自的学科发展史中发现，一门学科真正成为科学的学科，都是和重大的方法论创新相关联的。 教育科学的方法论突破以及伴随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什么呢？有无重大的方法论创新时期、人物和代表？坦率地说，还真的没有像以上所说的那些学科那么典型。这大概也正是我们教育科学的科学性还在不断受到挑战和质疑的原因吧。我们现有的教育科学研究虽然非常红火，成果很突出、人员队伍很壮大、气氛非常地好，但是普遍存在着方法论比较单一的问题。方法论单一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理更大。因为没有人能拿出斩钉截铁、无可质疑的结论来。 量化、可重复的研究是科学的两个核心标准。什么叫科学？第一可量化、第二可重复。当我们拿出的研究成果既不能量化，又不可重复，而我们又要声称这些研究成果是科学，遭受质疑就不可避免。当然，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标准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也不应该简单地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比较，但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是科学，作为科学的基本思想、基本精神和基本标准应该是共同的。“自然”也好，“社会”也好都只是定语，它们的核心词是科学。所以我们不能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的特殊性来排斥科学这个核心概念。我们首先要遵循科学的一般规律，并在这个基础上来讨论各自的特殊性。 二、方法论创新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和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到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要求的时候，反复强调要有方法论的创新。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正是说明了方法论创新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灵魂。衡量我们科研质量的高低，核心标准是有没有创新。如果我们搞研究的没有创新，因循守旧，照搬照抄，这不是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个高水平的研究综述，是一项做得比较好的研究准备。实际上，这种无创新的研究准备性“研究现象”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文章写完了，很多的著作出版了，很多的研究搞完了，最后的结果却只能算是做了一项研究的前期准备，或研究的高水平前期准备。在这样的类似汇编的研究中，前人怎么说的，后人怎么说的，著作引文一大堆，倒是蛮吓人，可是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创新没有，于是，往往用这样一句话来结束：“这个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深入探讨”。创新是所有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是大家共同承担的事，不能老是让那些被研究的问题一直滞胀在“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原状，每一项研究都需要为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做自己的探讨，以发挥每项研究的“进一步”功效。写文章也好，做研究也好，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没有创新就不要做。 那么，要怎样研究才能够创新呢？这就需要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及其创新。没有方法，创新有时候是很难突破的。同样是一堆数据，有人可以是一无发现；但有人采用了一个不一样的组合方式，数据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有一种研究是“后研究”（有人把它翻译成“元研究”，我想，就此项研究的性质而言，“元研究”的翻译是错误的，应该翻译成“后研究”）。从事这种研究的研究者，他自己不去搞调研，也不去搞数据收集，而是专门就已有数据库的数据来进行再研究，即“后研究”。这种研究既是一种研究行为，更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一项研究，光有数据的采集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要能从数据中发现问题，有所创新思考。于是能够把数据，乃至若干年前的数据重新用一种方法进行整理，并籍此发现重大的现象甚至秘密，这样借助方法创新进行的“后研究”所带来的研究成果就是有创新含量的。当然，这样的研究需要有比较完整的数据库支撑，由此，数据库建设又成为我们提高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的另一个重要要求。数据库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方法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