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8,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4-0098-07 一、明初科举制度的反复与规范 明初科举制度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反复，荐举曾被朱元璋视为纠正科举弊端的重要途径。本来新王朝刚刚建立，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朱元璋曾首先取重于科举，于洪武三年（1370年）起连续三年科举取士。他说：“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才抱道者，耻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言。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1]（卷七十，选举志二）但连续三年科举之后，朱元璋发现所取录的人大多是“后生少年”，虽然文章做得头头是道，却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能以所学措诸行事有寡”。因此洪武六年（1373年）便宣布废科举而行荐举，要求有司采举“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国致治”。“其目：曰聪明正直、曰贤良方正、曰孝悌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举人、曰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而各省贡生亦由太学以进。”[1]（卷七十一，选举志三）荐举制度推行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另一类问题又凸显出来，就是被荐举者队伍日益庞大，几致无官可授的地步，而且被荐举者中亦良莠不齐，举主或疏于考察，或以权谋私，被荐举者往往亦奔竞钻营，“任不举职”的现象非常普遍。经过实践的比较，朱元璋认识到科举的优越性，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年）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最终确立起科举制度的地位。科举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诸如科举程式、场级、内容、名额分配乃至庶吉士制度都不断规范起来。明清两朝，参加府、州、县学考试的人数相当可观。乾隆初年，凡属大学（就规模而言，而不是指程度），应试童生自一千数百以至二三千人。因此，明清官学办学规模屡屡突破其初始的规制，表现为生员名目上，有所谓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与此同时，私学、家学、宗族之学也随之勃兴，“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1]（卷六九，选举志一）明清学校之盛（数量），为唐宋以来所不及。 其次，明清有举人入监制度（始于永乐年间），即会试落第的举人，由翰林院择其优者送入国子监肄业。这些人称为“举监”。“举监”一面在监肄业，一面等到下次会试时出监应试。“举监”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国子监生的来源。与此同时，明清两朝规定的乡试取录配额，又特重国子监（或国子监所在地），加之生员录取数额毕竟有限，且从考取生员到应乡试要经过一系列的考试，而且有监生资格者，便可同生员（秀才）一样参加乡试，这致使不少人争相入监。特别是例监制的实施，报捐监生者人数更多。捐监散于全国，名为监生，实则大多数并不在监。其捐监的目的不外乎“提高声誉”和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其中后者是主要的。要参加乡试，就得认真准备，即使不在监读书，也不致随便荒废举业。因此，由科举诱导出的捐监制度，不仅推动了明清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规模上的扩大，而且丰富了国子监的办学模式。捐监近似于当代的函授，这就使国子监成为一所“开放式大学”。至于教育质量，不能因为捐监者中有纯粹出于“提高声誉”动机者，而断言捐监为滥收之举，皆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捐监者多为庶民，来自社会中下层。捐监可以提高声誉，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即使由捐监而例贡而入仕，在明清官僚队伍中亦属杂流出身，不受尊崇和重用，因此对大多数捐监者来说，捐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们以此为跳板，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入仕为官。所以，尽管捐监生水平差异较大，但就总体而言，其读书态度是认真的，也是有一定质量的。 由于官学一般不能满足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民营教育便在科举录用人才的感召下，在官营教育之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二、文化和仕宦望族的家族教育——维持门风的科举教育 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录，专重才能。能否通过各级考试，最终获得功名出身，进入仕途，从理论上说取决于应考者是否有“才”。这就促使考生留意学问，勤于举业。特别是明清科举功令日密，立法周严，打击得力，就是达官贵族、豪强地主子弟，亦不敢贸然放弃学业，专事营求，希图以通关节而幸获，更遑论广大考生。这就在社会上，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自觉求学的风气。明清名人教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子孙应惜时勉学，立志成材。地主阶级自然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条件，可以让其子弟静心读书，以求科场显名。至于商人家庭，由于经济条件相对好些，更是竭力供其子弟读书，希望由此而改变其低下的社会地位。明清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的涌现使得知识阶层的数量大为扩大，不仅直接增强了科举考试的竞争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学校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发展。在科举面前，势家大族要维持住自己的地位，必须与庶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家族可能提供给他们的经济条件较好，但那不是能否中举的充分条件或唯一条件，应举者的聪慧和勤勉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因而许多大家族对子弟的培养也是倾尽了心思的。明清时期势家大族的家学甚为发达，实际上可以看成是科举制度得以广泛推行的产物，也可以看成是大家族为维持自己地位所作的艰辛努力。这些家族的子弟大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以文化功名立身处世、光宗耀祖的精神抱负，“以为尔门户若是，闻见丽泽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从而曰：‘是某氏之子也！’可不惧哉！夫门第之盛，可惧如此，乃不若彼无所恃者之易于为贤，岂此之所负固重哉！”[2]（卷十八）张习孔《家训》说：“世间平人多贵人少，科甲岂可常得乎！然书香不可绝。书香一绝，则家声渐夷于卑贱。家声既卑，则出人渐鄙陋。人既鄙陋，则上无君子之交，下无治生之智。其安于农樵负担者，犹为善也。甚至人既粗蠢，心复雄高，狎比下贱，冥行蹈险。呜呼！人生至此，不忍言矣。若敖之鬼，从此长馁矣。猛念几此，安可不教子读书。”这种强烈的不辱家声、不坠门望的上进心情正是其“不废而益勤”的精神支柱。像华亭沈易家族、奉贤王端家族、上海陆深家族、崇明施氏、宝山金翊家族、川沙沈璞家族等皆因此而科第绵延、簪缨联翩，门祚贯联明清两代。例如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丁卯科举人潘桓，出身于明代上海县著名的官宦世家潘恩家族。潘桓的高祖潘奎，字用章，号颐庵，初充郡掾，嗣授河南项城典史，摄商水县令，潘桓的曾祖潘恩（潘奎长子），字子仁，特号湛川，后改号笠江，上海县人。嘉靖二年（1523年）癸未进士，初授祁州知州，累迁山东副使，历官工、刑二部尚书，后改官左都御史致仕，卒谥“恭定”。潘恩长子潘允哲（潘桓伯祖），字伯明，号衡斋，嘉靖四十年（1565年）乙丑进士，初知新蔡县，调令义乌，出守黄州，擢升山东副使。潘恩次子潘允端（潘桓祖父），字仲履，号充庵，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壬戌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官四川布政使。潘恩季子潘允亮，字士逢，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进士。明代上海县潘奎家族，自潘恩之后“其后不特任子、资郎，联镶接踵，即科第亦累传不绝。……衣冠轩冕，绵延百年。”[3]（卷五，门祚二）潘桓即出身于明代上海县这个世代官宦之家的潘恩家族，该家族入清以后仍有仕宦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