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道德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要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继承借鉴，发展创新，这是21世纪中国道德教育的大趋势。 本文拟从近百年来古今中西之争、当今世界道德复兴与互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几方面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一、近百年来古今中西之争的反思 100年前，也就是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国近代的思想家、 教育家、政治家们就力图设计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略和道德教育模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先后于1887年和1891年问世，这两部书成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参照。1889年7月，梁启超按光绪旨意， 参照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其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同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主张：“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898年6月， 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表明了中西结合的态度。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明确提出：“合经子之奥言，操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可见他意欲通达古今，兼纳中西，再造中国文化之良苦用心。虽然这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旧并存，中西杂糅”的思想文化战略和道德教育模式，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它毕竟引起了国人的思考，并引出了此后一系列有关古今中西文化比较的论战。 在古今中西文化比较论战中，有两种截然不同、根本对立的态度和主张。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认为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主张“死心塌地去学习人家。……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1〕随着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与胜利， 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丧失了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不得不偃旗息鼓。另一种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保守派”，他们站在维护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呼吁国人怀着“同情”和“敬意”去体悟传统文化，主张“尊孔读经”，维护儒学尊严，倡导儒学复兴。〔2〕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上述两种极端的态度，主张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去糟取精，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遗憾的是，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这一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方针并未得到认真和全面的贯彻。 回顾本世纪的发展，正是跨世纪的一代人对本世纪的思想、道德以至政治、社会发展起了极大的影响。影响着中国本世纪发展的几大思潮，包括新儒家思潮、全盘西化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形成于本世纪初期，而这几大思潮的第一批倡导者和代表人物，正是一批生于上世纪末、跨世纪的人物。 他们出生于旧的专制社会的末期，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接受传统教育成长的。在传统文化的知识修养方面，他们都有深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有感于社会进步之需要，进而学习西方近代思想，寻求救国之道，提出自己的学说、主张。尽管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着很大不同，但他们在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方面都有深厚基础这一点确是共同的。而今天的跨世纪一代则不同，他们成长于传统文化经历了十年大批判之后，又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他们的长处是对现代科技知识和世界的了解更多，突出的弱点则是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期望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呼唤着21世纪道德教育新思路的提出。 历史，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固守旧有传统，不吸收和借鉴外来的先进文化与文明成果，即使是最优秀的文化传统也难以继承和发扬光大；同样，吸收外来文化，如果不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思想，也难以被国人所接受。因此，我们在文化建设和道德教育中，要在“三个面向”的思想指导下，贯通古今，融汇中西，继承借鉴，发展创新。 二、当今世界道德复兴与互补的启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局势的主流，发展经济渐渐变成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各国经济之间存在的互补性，必然带来跨国界、跨洲界以至跨文化的世界经济关系网络，如“欧洲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圈”等。道德现象是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各国之间经济利益互相补偿的需要，必然呼吁有一些被世界公认的符合时代特征的共同道德规范的产生。20世纪末，国际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道德教育出现了世界性复兴和国际间互补的现象。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中国的北京和曲阜等地已经多次举办过“孔子学术研讨会”。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儒家伦理，已经跨越国界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特别是现代以来，日本、韩国、新加坡、港澳台等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亚洲伦理工业区”的发展，为儒家伦理与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相结合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在新加坡，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伦理》课（现在名称虽改为《好公民》，但其中儒家伦理精神并未改变）。现代新儒学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维明教授认为：“把儒学思想引入学校课程，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理解他们和他们父母所遵循的适当的生活方式的内在逻辑”，并且可以“把他们自己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在复杂的现代世界处理很难的价值问题。”〔3〕他把儒家伦理的教育过程与个人成长过程结合起来，设计出一个“同心圆”式的教育模式，并解释说：“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社区、国家、世界和宇宙。这个扩充过程是作为一个开放体系的自我充分开发其内在资源，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关心他人、有责任感、目光远大的人的过程。”〔4〕杜先生所设计的儒家伦理教育体系， 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伦理精髓通俗化、具体化、现代化了，是对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现代诠释和发展创新。同时，这一教育体系也符合现代社会学关于人的社会化过程的一般理论，因此它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型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