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史发展线索问题是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中国教育历史发展过程时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不仅关乎对中国教育发展特点和规律的揭示，也关乎对中国教育史研究对象、范围和中国教育史分期的确定。当人们在研究的撰著中国教育史著时，面对汗牛充栋的教育史料，将什么样的教育史实反映到教育史著中去，以什么样的教育认识贯穿教育发展史的始终，首先就取决于研究者对中国教育历史发展线索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就可以写出不同的教育史著。20世纪关于中国教育史发展线索的探索和由此产生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不同面目的中国教育史著，甚至导致了不少理论失足乃至谬误，经验和教训良多，值得后人引以为戒。综观历史上研究者们对中国教育史发展线索问题的探索，约略可以归纳为单主线说和多线索说。 一、关于中国古代教育史发展的线索 1.单主线说 早在20世纪初黄绍箕、柳诒徵所著的中国第一本《中国教育史》中，就已提出过探寻中国教育历史的“统系”和“科条纲目”的问题，虽然作者并未明确表述中国教育史的主线为何，而且其书也只撰至孔子教育思想止，但仍可以清楚看出书中是以古代圣贤的“德教”为贯穿中国教育史始终的线索。此为儒家教育单主线论的萌芽。 这种单主线论在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注：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三卷），商务印书馆，1936年4月。）中得到系统的阐述。陈青之认为，中华民族的思想（包括教育思想）从西周直至当时（20世纪30年代），“总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始终与中国社会发展相伴随，其基础是数千年缺乏变化的农村经济。儒家思想，在商代及其前的氏族社会，为前生期；在西周典型的封建社会，为形成期；在秦汉至清中后期的半封建社会，为流传期；在最近60年的初期资本主义社会，为动摇期；自国民党改组（1925年）以来，为孙中山学说支配期，而孙中山学说是以儒家思想为骨髓、以欧美社会学说为资料、以现代中国与世界为背景融合而成的。因此，研究中国教育史，不可忽视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支配。（注：陈青之：《中国教育史》《编前语》。陈青之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和性质发展演变观点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有关认识有很大差异。反映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所开展的社会史大论战，陈青之与陶希圣等人的观点相同，并也被以后的教育史研究者批评为“托派”观点。（参见杜成宪《20世纪关于中国教育史分期问题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第3期））这是明确的儒家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单主线论。而且明确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主线从古代贯穿至20世纪30年代，就笔者涉猎所及，也只此一家。 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主线，实际上肯定了儒家教育在中国历史上的主导和主流地位；又由于儒家教育思想为汉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采纳，也就同时肯定了统治阶级教育占据着古代中国教育历史的主体地位。针对着教育学术界这种只讲“支配阶级”的教育而不讲“被支配阶级”的教育的现象，杨贤江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些教育史著的“见地不一定正确”，“甚至包藏欺蒙的作用”，因此立意“本新见地，试编近于真的教育史”，（注：李浩吾：《教育史ABC》《例言》，上海世界书局《ABC丛书》1929年。）反映“教育实质行动”的教育史，即不仅记述教育家的事迹、教育思想的派别，更说明教育性质的变迁、变迁的根据和“支配阶级和被支配阶级”在此过程中关系的变化，要揭露统治阶级占有教育以之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并标榜为全体社会的代表是欺人之谈，要充分肯定劳动群众的教育实践活动自始就是全社会教育史的不可轻视的部分。杨贤江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以对统治阶级的激烈批判态度重写教育史，力图写出原本属于全社会并与生产劳动相一致的教育是如何一步步异化为脱离生产劳动、成为为统治者所独占用以统治劳动人民的工具的过程。杨贤江指出了以往教育史主线观的缺陷——忽视人民群众在教育创造中的巨大作用，提出了教育史中另有一条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发展线索，即劳动人民的教育，其论述可视为劳动人民教育主线说或教育的阶级斗争主线说的发端。 30年代中，方与严本着“生活便是教育”的观点撰写和出版了《新教育史》（注：方与严：《新教育史》，儿童书局《师范新刊本丛书》1934年。）。他自称其书与通常教育史著之不同在于力求“处处着眼于生活影响”，完全依据生活的事实着笔，对无关现实生活的史迹“略而不录”，甚至可以“详者极详，简者极简”。（注：方与严：《新教育史》第2页。）尽管以其撰写宗旨考察其成果，可见其书并未真正如其所愿，但方与严实际上提出了“生活教育”的教育史主线说，而此说又可视作对杨贤江的劳动人民教育主线说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由于提倡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教育史，并在建国初批判武训、陶行知、陈鹤琴、胡适、梁漱溟、晏阳初等近现代教育人物的思想运动中进行了初步实践，因此开始了以阶级斗争的主线重写中国教育史的过程。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中国教育史的展开过程被表现为唯心主义（代表落后、保守、反动的阶级）与唯物主义（代表先进、进步、革命的阶级）两个阵营的斗争过程，历史上的教育家和教育思想被全面重新评价和“编队”，“唯心主义”教育家遭贬斥，甚至渐成禁区，“唯物主义”教育家则大受推崇，并发掘出一批“唯物主义”教育家。（注：参见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第五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从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完善了杨贤江所提出的教育史阶级斗争主线说。尽管在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过质疑，（注：参见曹孚：《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5年第6期：《关于中国教育史中的一些问题的讨论》，《文汇报》1962年1月25日等。）但此说还是愈演愈烈，最终蕴发了“文革”后期歪曲中国教育史的“儒法斗争”主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