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价值、内涵与制度保障

作 者:

作者简介:
范国睿,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治理研究院院长(上海 200062)。

原文出处: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有助于推进现代化强国、教育强国建设,有助于破解教育“内卷”难题、修复和重构健康教育生态,有助于应对与化解当下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教育基本矛盾,有助于应对智能技术挑战、建构智能教育生态。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理解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涵与特征:从伦理与价值的维度看,高质量教育是公共教育、公平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教育系统自身发展而言,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一个健康的教育生态系统,高质量教育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是创新的教育;从教育技术发展的维度看,高质量教育是受智能技术影响、基于智能技术应用与发展的智能化教育体系与教育生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一个持续发展、永续追求的过程,需要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持续创新教育资源配置制度、教师制度、教育评价制度,高水平推进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教育制度体系,将教育制度优势转化为教育治理效能,从而保障和促进高教育质量体系建设。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2 年 07 期

字号: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任务——“要把提升国民素质放在突出重要位置,构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和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体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①如何认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在新时代社会变革与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意义与价值,厘清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内涵与特征,进而探讨如何从教育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层面保障和促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进程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时代价值

      “高质量发展”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的新表述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③新时代新阶段的社会发展,必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是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教育改革发展、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是新时代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既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宏观需求,又是解决教育现实问题与满足民众教育意愿的需求,也是适应智能技术发展面向未来的需求。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助推建设现代化强国、教育强国建设。《建议》开篇即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④。建设现代化强国不只是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是由以追求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转向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其题中应有之义,是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其中,教育强国的建设与建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从而使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客观上要求大力提升全体国民的素质。为此,《建议》从提升国民素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的意义上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任务。⑤对于教育改革发展而言,既要着力全面提升全体国民的文化素养,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文明水平,又要培养适应社会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特别要着力培养具有创造力、能够解决“卡脖子”科学技术难题的拔尖创新人才。而要实现“普及”与“提高”的双重任务,教育系统自身也就需要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进行高质量的教育,培养高素养的人。2021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⑥启动实施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可以说,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有利于破解教育“内卷”难题,修复和重构健康教育生态。40年的改革开放,大大激发、激活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许多社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成为衡量区域和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政绩的唯一指标,以选优任能、社会竞争、绩效责任为代表的价值观念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公平正义等伦理道德观念,进而使社会竞争不断泛化,造成遍及社会各领域的“内卷”现象。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农业发展时将“内卷化”(Involution)定义为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即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⑦这种内卷化效应表明工作或事物已发展到某种临界点,没有办法通过创新实现任何变化和改变,只能在自我再生产困境的焦虑中,不断自我激发,日益繁复化、精致化,自我懈怠,自我消耗。日益广泛的社会竞争、对选优任能的不完全理解以及由此导致的政府和社会组织简单粗暴地以大学文凭、大学排名为依据的选人用人机制直接导致文凭主义现象日益严重,进而将这种竞争机制透射到教育系统里来,引发教育系统内部的“内卷”不断强化。教育系统内部的内卷表现在学校、教师、学生以及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评价上,导致教育的目的、结构、功能的失调,教育系统生态的恶化,这种现象逐步渗透进教育教学过程,进而成为教育系统的“日常”状态。我们所期望建设的社会,不应是一个效率主义、绩效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的社会,更不应是垄断资本绑架干扰社会各领域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的社会,而是一个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美好社会。对教育而言,就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的生态系统。健康的教育生态的建构,势必需要对失衡的教育生态进行修复,“双减”行动,本身并不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但是一个生态修复的过程,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所必须的“清障”“护路”行动。对校外培训的规范,对学校教育减负增效的新要求,对家庭教育的促进,都旨在使教育生态各要素逐步恢复到其本身应有的功能,最终形塑一个健康的教育生态,进而达成高质量教育体系。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有助于应对与化解当下教育基本矛盾。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贯穿于社会发展过程始终并且规定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性质的矛盾。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教育基本矛盾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的教育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对基本教育资源的需求与基本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没学上”与“有学上”之间的矛盾。20世纪80年代,随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施,教育基本矛盾转变为人民群众对普及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的矛盾,“普九”攻坚成为当时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的达成,教育基本矛盾转化为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社会和公众不仅关注基于东西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均衡发展的教育公平问题,更关注教育质量问题,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需求变化,对教育改革发展、教育内涵发展、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