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7)04-0012-10 在日常性的传统道德观念中，如果说人们对宽容还能持一种基本肯定的态度，那么对于妥协，人们则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把它与道德上、意志上、信念上、政治立场上不坚定、软弱甚至变节联系在一起加以否定。人们在传统意义上所使用的“妥协”一词大致有三种情况。(1)妥协是失败。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正当的竞争关系而只是对抗性战争关系的“革命”年代，对抗双方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让步和妥协都意味着失败，因为对垄断一切稀缺资源的优势一方而言，妥协就等于说是在垄断关系上开了一道口子，并可能引起口子越开越大，终至难以收拾，因此该方总是采取“斩草除根”的策略来对付抗争者；对无权无势的一方而言，他们要么隐忍一切，要么起而反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中间道路，而且从事实上看，任何企图走中间道路的人都会招致失败、或者至少为道德所不容，因而在对抗中他们只能不屈不挠地抗争到底。(2)假妥协(或作为惑敌计谋的妥协)。当对抗的各方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取得支配权利、占取垄断地位时，妥协便成为一种策略、伎俩、权术或计谋。它假定自己“全知全能”，所以能够在妥协中通过欺骗、麻痹对方，使自己有机会积蓄力量，以便最终打败对方，获取对权力和资源的绝对垄断。(3)妥协是变节。在基于等级制的传统社会中，有权者所占有和垄断的一切都被认定为真善美，而一切真善美的价值都为有权者所独断和垄断，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假丑恶。所以有权者对与无权者相关的各种价值作任何妥协、让步和宽容，都意味着向“假丑恶”投降，对于追求“至善”、“完美”的垄断者来说，妥协就意味着是一种变节，与他们所信奉的“不成功，便成仁”的“英雄主义”原则不相兼容，而无权者的妥协与让步，则会被视为无耻的投降叛变。对此观点，科恩给予了有力的反驳：“你认为自己的原则是正确的、公正的，但同一社会内别人也可认为并坚信他的原则，与你针锋相对的原则，是正确的、公正的，这二者是互相抗衡的”①。“有的人认为，自觉接受妥协，作为一种政治方法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他们说既然知道——或至少是坚信——自己的原则完全是正确的、公正的，却要妥协，那是虚伪，因此是错误的。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可望胜利，而任何妥协的倾向都将有损坚持。”②因此，妥协观念在道德和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况且现代社会生活在客观上需要妥协，妥协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达致秩序的重要机制。“任何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要用大家都完全满意的办法来解决，那是很少有此可能的。”③既如此，如果各方坚持自己的原则，毫不妥协，则不能达致社会秩序，“如果对立各方认为不妥协地维护其势不两立的立场，比维护他们同在的社会更为重要，这个社会就必然要毁灭”④。 妥协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获得正当性，从根本上说，这归功于现代社会特有的制度。人们特别是古代社会的人们为什么不能容忍妥协呢？其原因很复杂，但最重要的一点恐怕是与缺乏完善的妥协机制、妥协程序有关。现代制度的公共性、客观性，使妥协的问题被非道德化为一个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妥协问题技术化与社会化的必然后果，是人们能够客观冷静地对待妥协。这表明人们在对妥协的认识上确实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自此以后，人们不再一概地或从总体上否定妥协，而是着力思考妥协与不妥协的界限，深入研究如何妥协以及妥协的机制、妥协的程序等问题。⑤ 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之所以需要妥协，主要是由现代社会从整体上被二元化为政治与经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⑥，然后再细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最后是个人从对共同体的依附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自由的主体。社会越分化，就越需要整合；社会中越是相互独立的“分体”，就越需要被整合为相互冲突又相互依赖的整体。就教育生活而言，相互独立和自主的“分体”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或者说相互独立的自由主体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相互连接，这就是对“物”的共同依赖。相互独立的自由主体之间能够通过“学习成绩”、“能力水平”以及“考试分数”这些中介实现交换，在共享与分享稀缺教育资源的过程中达到相互依存。而现代教育制度尤其是考试制度，正是通过对中介化的“学习成绩”、“能力水平”以及“考试分数”的调整，去协调相互独立和自由的人与人之间如何共享与分享稀缺教育资源的关系。它一方面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各人都能在自己的空间内努力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没有分数行吗？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干吗要取消分数？需知它是促进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这是经受了好几千年的历史检验所证明了的。要教会大学生，即未来的教师，利用分数进行工作，而不是取消这种对于工作所必要的东西。分数——这是一个方向标，没有它，教师也好，学生也好，就会变的疲疲沓沓，对工作和学习敷衍了事”⑦；同时，不受他人的强制和压制，“我们必须承认，每人保留他的权利的一部分，由其自己决定，不由别人决定”⑧。面对“学习成绩”、“能力水平”以及“考试分数”，任何人都是自由的和不受约束的。因而也就获得了他人的妥协。另一方面又通过客观、公共、长期、稳定的非人格化的教育制度，把共同依赖于“学习成绩”、“能力水平”以及“考试分数”的自由主体扭结起来，相互交换智力、知识、信息，找到了一个公共的标尺。“学习成绩”、“能力水平”以及“考试分数”的一般精神是形式主义，它排除了各级官员在招生事务处理中的个人偏好、专断和任意——“对人不对分”，使一切招生事务都成为可计算的、可预测的和可控制的。正如韦伯所说，它“没有憎恨和激情，因此也没有‘爱’和‘狂热’……‘不因人而异’，形式上对‘人人’都一样”⑨。就此而言，现代教育制度是一种非人格化的交换机制，它是主体之间获得和给予相互妥协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