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文化的变革与教师合作文化的重建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玉宾,熊梅,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马玉宾(1978-),女,辽宁海城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熊梅(1964-),女,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教师文化是影响教师观念以及教学行为的隐含性因素。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不仅是课程内容的变更,更是一场课程文化的变革,其中教师文化的变革更是首当其冲。在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我国教师文化也表现为从分化的文化向合作文化的转型。教师合作文化是教师文化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它表现出了其独有的特征。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我们需要进行教师合作文化的重建。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7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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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7)04-0148-07

      2001年6月,我国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标志着我国建国以来第八次课程改革拉开了序幕,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新课程改革。新课程的发起虽然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但是如果对其进行细致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在课改背后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课改在推进的过程中,首要任务就是促进人们在观念上的变革,并通过各种形式使之稳固下来,进而形成新的文化,对内表现为新的价值取向,对外表现为行为方式的改变。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同时文化是属于群体的。而在课改所面临的诸群体中,教师文化的变革首当其冲。在这种课程文化的变革下,教师文化也处在变革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并仍将继续。原有的文化虽然已经残破不全,但仍然有着强大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文化正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还没有发挥完全的作用。于是我们发现现今的教师文化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而我们所期待或者说正在进行的则是教师文化的重建。

      一、教师文化形态的发展

      理解教师文化可以有多种视角,可以从组织文化的视角来考察教师的组织结构特征,也可以从制度文化的视角来考察制度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对教师的影响,这些都要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文化和教师群体的所属性。对于教师文化的研究有两个不同的倾向。其一是教师的职业文化,另一个是教师的专业文化。一般情况下我们谈论“教师职业是具有奉献性的”,“教师是权威的”等观点时是从教师职业的特点入手谈论教师职业群体的工作特点和价值取向,这就是教师职业文化的视角。

      哈格里夫斯(Andy Hargreaves,1994)[1] 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提出了教师文化的转型。哈格里夫斯认为,当今时代,我们正从以理性科学、中心控制、大官僚机构、高物质产出、无人情的疏离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走向以科学怀疑主义、去中心主义和不确定性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而社会的变革将导致教师工作、时间和文化的变革。而这里所指的教师的变革含有正在变革、想要变革和已经变革(being changed)三层含义。

      哈格里夫斯非常重视教师文化变革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教师文化是教育变革和学校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并以此出发进行了教师文化的研究。哈格里夫斯认为,考察教师文化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进行。教师文化在内容上包括特定范围的教师集体共享的态度、价值、信念、习惯、假设以及行为方式等,教师文化的内容外显于教师的所思、所说和所做。教师文化的形式包括处于特定文化群体中的教师之间的人际关系模式和联系方式,其划分的标准主要是教师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状况如何。基于教师文化的内容都是通过关系的若干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一认识,他从“形式”的视角展开了其教师文化论,并由此将教师文化划分为四种形态:个人的文化:教师彼此隔离,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之下,教师间的互动焦点在教材、学科、个别活动上,而非课程目标或教师教学问题上。巴尔干式的文化:教师的工作彼此分立,有时会因为权力与资源而相互竞争,教师对特殊团体有高度的忠诚度与认同感。教师习惯依学科、学年或兴趣喜好,而产生次级团体,在此次级团体中彼此互赖,并未将关注扩及至全校的课程发展问题上;自然的合作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在教师之间的开放、互信和支持基础上;人为的合作文化:教师被要求围绕行政人员的意图与兴趣(这些意图与兴趣往往是在其他地方形成的)进行“合作”。以此,提出了教师合作文化。

      自从哈格里夫斯划分了文化的多种形态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关注教师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而现阶段教师文化呈现出了明显的转型趋势。教师文化的转型就是把自闭、保守的教师文化转型为开放、合作的教师文化。转型期所产生的诸多文化状态中,合作文化有着发展的强势,并逐渐发挥其文化的融合功能,影响和改革其他的文化,使教师文化向教师合作文化发展。

      二、教师合作文化的内涵特点

      教师合作文化是教师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生成的一种相互开放、信赖、支援性的同事关系。教师合作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积极的互依性

      20世纪初,科特·苛夫卡(Kurt Koffka)[2] 提出了社会互依性理论。他认为团体是一个动态的整体,团体中成员间的互相依存是变化的。他的同事科特·勒温(Kurt Lewin)于20世纪20、30年代对他的见解加以提炼,认为团体的核心为在共同目标下形成的成员间的互依性。团体作为动态的整体,其中任何成员或亚团体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员或亚团体的变化。团体成员内部的紧张状态可激励他们向欲实现的目标方向行动。而后戴维·约翰逊对该理论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当人们具有共同目标时,个人的结局既会受他人的影响,也会影响他人。这样就会产生两种类型的社会互依性,即合作的互依性和竞争的互依性。但在社会互依性缺失时,会导致与他人无关的个体行为。在积极合作的互依性中,合作者之间关系融洽,共享信息资源,共负责任,互相促进共渡难关,个人成功是以他人成功为基础并共同寻求多赢结局而采取的行之有效的行动。而竞争的互依性表现为消极对立,个体间相互竞争,无共勉共享,个人的成功以他人的失败为代价,因此常不惜采取拙劣的行动挫败对方以获取胜利。在无互依性的情景下,个体更多关心的是怎样依靠个人奋斗以获取成功,对他人的行为、目标与结果漠不关心。

      积极的互依性是教师合作文化核心,没有互依性就不存在合作。而文化的影响集中表现为教师的观念系统和行为规范,因此教师之间的互依性体现在两个层面:观念层面和事实层面。一方面,教师们在观念上形成一种合作意识,不再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和不良的竞争情绪,而是积极地与他人配合,寻求集体的力量。另一方面,在新课程改革之后,教师不仅课程的实施者也是课程的创生者,教师们各自承担了一部分开发与实施任务,他们必须进行合作研究与合作指导,表现出事实上的合作行为。在教师合作文化中,教师之间的互依性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特征。教师们不是简单的互相依赖,而是形成了一个“沉浮与共”的研究团队,每个教师的努力对团队的成功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个教师都由于他的任务责任和在完成任务中表现出的才智而对团队目的实现具有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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