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以来思想史上的五大观念

      [中图分类号]B26；K2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6-0005-13

      

      中国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进入现代性历程以来，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新名词不断产生，中国的现代思想也由此产生出来、编织起来、结构起来、丰富起来，并且与词俱进。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产生出的名词、概念、观念、思想里，最主要关键词是什么呢？仔细寻思，发现有五：进化、革命、阶级、改革、和谐。

      一、五大观念：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的理论结构

      “进化”、“革命”、“阶级”、“改革”、“和谐”这五大关键词可以说代表了五大思想观念。这五大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历程都有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其中每一大观念的出现，都意味着和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历程进入到了一新的阶段，一切概念、观念、思想，都围绕着这一主要观念运转——无论是支持这一观念或反对这一观念，也无论是对这一观念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作这样的新注或那样的引申，从而使每一大观念成为了中国现代性某一阶段的基本的和基础的观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了这五大观念，中国现代性历程中的所有概念、观念、思想都可以在其中得到一个定位，所有的思想家都可以在与这五大观念的关联中得到一个定位。以这五大观念为主轴，一个丰富而复杂、多样而动态的中国现代性的思想体系可以呈现出来；理解了这五大观念，中国现代性的历程就可以得到一种理性的说明，中国现代性进行了何种演化也可以得到某种“规律性”的呈现。

      “进化”、“革命”、“阶级”、“改革”、“和谐”这五大观念是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中依次出现的。每一个观念的出现，都是中国现代性历程的一个标志性的大关节点，同时又是世界史的一个标志性的大关节点。

      首先是进化观念在清末的出现。从世界史来说，它与西方列强殖民世界的最高潮紧密相连；从中国史来说，它与中国现代性的制度变革紧密相连。面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存亡境遇，中国引进西方的进化观念，既是对世界现代性进程的一个认识，又是对自己所面临的亡国亡种前景敲响警钟。自然宇宙和人类历史的进化观念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宇宙和人类历史的循环观念的一次根本性的突破与颠覆。在这一意义上，进化观念是中国文化在观念现代化上的开始。在进化观念的照耀下，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景观。

      接着是革命观念的出现。在进化论的基础上，“革命”既是进化的必要环节，又是一种使进化得以加速的巨大力量。“革命”是世界现代性的一种潮流、时尚、规律。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大革命，日本明治维新，俄国的宪政改革……革命观念正是在这一世界的潮流中进入中国。世界现代性理论中自然宇宙和人类历史进化论上的“革命”，与中国传统理论中自然宇宙和人类历史循环论中的“天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观念。“革命”既强调了一种哲学上的规律的力量，也强调了一种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中的人自身的力量。“革命”促成了大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产生。

      然后是阶级观念的出现。当“革命”具有了理论的合法性之后，谁在历史进化的规律中必然要出来革命以推动人类历史的进化呢？这就是“阶级”。阶级观念同样是随着世界现代性的出现而随之产生的。在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特别突出的法国，阶级斗争以一条红线在历史中凸显出来，而资产阶级的壮大又伴随着它的对立物工人阶级的成长，从而产生了世界现代性的一种新型理论——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旗帜下，阶级斗争不但成为一个现代性的国际潮流，而且也是加速人类历史前进的一种革命武器。从法国的巴黎公社到俄国的十月革命，阶级斗争产生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性道路，产生了与西方模式不同的苏维埃模式。阶级观念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巨风进入中国，标志着一个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在承认自己落后于世界之后、力图以跨越式的方式对世界先进的追赶。同时，阶级观念又是与中国传统基础“家文化”的一种彻底的决裂——阶级的观念让中国人从家族的脉脉温情中走出，让中国人告别了古代的和谐理想，走向了现实与历史的生存竞争中的斗争哲学。阶级斗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式，最终使中国人获得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共和国的成立。

      接下来是改革观念的出现。世界现代性在两极对立中历时六十多年，苏联模式在与西方的斗争中显出颓势而转向改革，中国现代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中也屡入坎坷，如何在世界现代性的进程中不让自己落于人后，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普遍的自觉意识。于是，中国于1978年开始走上了重新追赶世界先进的改革开放道路。“改革”既是中国人对自己现代性道路经历了反思后的自觉，又是对世界现代性潮流最新演进的一种合乎规律的回应。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①。这里用“第二次革命”，是为了强调“改革”与此前的“革命”对于中国现代性来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了1978年以后的“改革”与1978年以前的“革命”(特别是作为革命顶峰的“文化大革命”)在根本上的不同②。从中国现代性历程来说，改革是对革命的一种承转；从中国在世界现代性潮流中与世界的互动讲，改革是对过去革命的诀别，而走上了中国现代性的新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