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

作 者:
单伟 

作者简介:
单伟,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

原文出处:
浙江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本文对美国政治学界自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作一个综述,描述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并作出一些评估。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中,中国精英研究经历了两个范式:全权主义范式和多元范式。范式的转型推动了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成熟。作者认为,本领域今后仍需发展更多的概念和理论,更加深入地融入整个比较政治研究之中。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8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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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在政治学中指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和使用者。在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文明社会中,政治权力总是集中在一少部分社会成员手中,这一少部分人就是精英。精英通常具有正式的职位,比如议员、总统、法官、局长、政党领袖、工会领袖等。通过这些职位,精英们制定并执行公共政策,对社会资源分配作出权威性的决定。因此,研究政治精英的特征和行为,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政治体系的运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二战以后的美国的中国政治学界,精英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重视。事实上,在七十年代以前,由于研究范式和资料来源所限(后文会有详述),相当大一部分中国政治学者都在研究精英。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界趋向多元化,视野更加开阔,更多的学者转向了对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文化,大众政治行为等的研究,但精英政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

      本文对美国政治学界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作一个综述,描述这个领域的发展趋势,并作出一些评估。在接下来的第一部分,本文概述这个领域从传统范式向新的范式的转型。在第二部分,本文具体讨论几个方面的转型,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等。第三部分介绍几个当前中国精英政治的研究课题,举例说明这个领域目前的关注方向。最后是一个简单的结论,笔者对整个领域的发展做一些评估。

      一、研究范式的转型

      在美国政治学中,中国政治属于比较政治学的一个领域。中国精英政治的研究,与整个比较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脱节”到“融合”的过程。简单地说,在五、六十年代,当比较政治学沿着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中国精英研究受很强的区域研究(area study)和汉学(sinology)传统的影响,强调中国的独特性,注重以传统的史学的方法研究。在这一时期,中国研究与比较政治研究是脱节的。从七十年代开始,学者们致力于引进新的理论、概念和方法,努力将中国研究与比较政治整合起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的获取成了学者们的一个助力。目前,这个融合的努力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

      研究范式(paradigm),按照托马斯·库恩的说法(Kuhn,1962),是一个时期在某一学术领域内的关于研究对象、问题、方法,以及结论所达成的共识,是所有研究要遵循的典范。美国的比较政治学经历了两个主要的范式。在五、六十年代以前的传统范式,主要有三个特征,也可以说是三个缺点(Sigelman and Gadbois,1983;Mayer,1983;Dogan and Pelassy,1990;Wiarda,1991)。第一是研究内容的狭窄。当时比较政治学只研究西方社会,而且主要集中在四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或西德)和俄国(或苏联)。广大亚非拉等发展中地区被忽略了。第二个特征是正式主义(formalism),就是只研究正式的制度和行为,比如内阁、议会或法院等的组成和运作程序。而这些机构中的人的非正式行为,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等却没有得到研究。第三个特征有关方法论。传统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重在梳理事实性的材料,而缺乏科学的解释和分析。因为这样,比较研究也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比较,而仅仅是不同国家的材料的简单罗列。六十年代社会科学的行为主义革命之后,这三个缺点得到迅速改进。比较政治学者的视角伸向亚非拉地区,更多地注重非正式的行为,大量运用假设检验等科学的方法,重视发展一般性的理论和解释。比较政治学由此进入新的范式。直到今天这个范式还在继续。

      笔者认为,自五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大体上也经历了这么两个研究范式。只是范式的转型比整个比较政治学滞后了约二十年左右。第一个精英研究范式可以称为“全权主义(totalitarian)范式”,第二个可以叫做“多元(pluralist)范式”。①六十年代是第一个范式的成熟期,七八十年代是转型时期,到了九十年代,转型基本完成,多元范式进入成熟期。以前的一些学者对中国政治领域的综述有不同的时期或“代际”的划分,②但那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和时段。

      在五、六十年代,学界普遍以对斯大林体制的理解来解释中国,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被概括为一个“全权主义模型”。这样的体制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指令由中央发出,层层向下可以直达基层组织,如心使臂;二是有一个笼罩一切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出解释并进行指导;三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空前渗透,国家权力进入私人生活的领域,能够管制个人私德和家庭、邻里等社会关系(Li,1998:18)。

      这时候的研究主要基于一个“主席挂帅”(Mao-in-command)模型,假设整个政治体系从中央到地方是铁板一块,党的最高领袖指挥一切;所有的政策、组织和意识形态上的变迁都可以归结为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变化。因此,理解中国政治,只需要了解最高层精英就可以了(Teiwes,1974)。

      与比较政治的传统范式一样,全能主义范式有几个问题。第一,研究范围狭窄,主要关注高层精英,对省级以下尤其是基层的精英很少研究。第二,研究对象主要是正式的国家制度和组织,很少探索非正式的行为和过程。这部分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资料的来源非常有限,学者们只能通过中国出版的书籍报刊等获取信息(Harding,1984)。第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很少有人致力于发展一般性的概念和理论框架(Wilson,1971)。也很少有人把中国精英政治纳入整个比较政治学的框架,把中国与其他政治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从七十年代中期起,中国政治的研究者们开始探索新的研究问题和方法。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全能主义范式被最终抛弃。这一部分是因为这个范式在学术上的上述局限性,但更主要是因为它再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了(Dittmer,1996)。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引进市场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日益融为一体,在政治上也有很多开放举措。这使得中国很难再被界定为一个全能主义体制了(Fewsmith,2001;Wang,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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