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①政治学是20世纪从国外引进的学科，在相当长时间，这一学科被忽视了，直到1980年得到恢复重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的政治学在复杂的环境下努力探索，开始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色、风格、气派。特别是自2016年以来，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群体自觉，并为今后的政治学发展提供了标识。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是一个通过自主自为的探索不断获得自觉的过程，也将通过这一自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步伐。② 一、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背景 政治学的核心对象是国家，核心命题是“构建什么国家，如何构建和治理国家”。早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世界不同的文明体不约而同地围绕政治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产生了不同的主张。只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还生活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没有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形成以国家为特色的学科。 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伴随现代化产生和发展的。率先步入现代化的西欧产生了现代政治学，并成为现代政治学发展的策源地。现代政治学的主要思想来自欧洲，其他国家主要是学习、吸收和运用。但是，现代世界毕竟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每个国家的历史、国情和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由此便产生了政治学的“本国化”。美国主要是由西欧移民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欧洲大陆的政治学主要关心国家、主权和法律。早期美国政治学反映了这些关注。政治学曾是‘国家的科学’。”③但是，随着政治学在美国的运用和对美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政治学的“美国化”倾向，“自民族独立时期开始，就有一种经常性的有时是强烈的情绪：美国政治学(这里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解释)是独特的，也许对于全世界都具有独特的意义”。④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政治学更注重应用。如果说欧洲的政治学主要是政治哲学，那么，美国的政治学主要表现为政治科学，特别是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像自然科学”。⑤尽管在美国政治学发展中，也有过“重新欧洲化”的提法，但“美国化”始终居主流地位，并形成区别于欧洲的美国政治学。 美国和欧洲毕竟是同根同种同源，同一性大于差异性。美国政治学更多的是对欧洲政治学的补充和延伸。随着美国政治学的发展，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政治学“对于全世界都有独特的意义，其知识类型和范围值得输出或仿效”。⑥与此同时，自政治学产生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政治学能够与欧美政治学形成互动竞争关系。因此，美国政治学没有提出构建以国家为特色的学科的强烈诉求。 对于中国的政治学来讲，提出“中国特色”具有特殊意义。中国尽管很早就有丰富的政治思想，但作为一门由知识体系形成的学科，政治学是20世纪才由西方引进的。由于政治原因，政治学一度中断，直至1980年才恢复重建。政治学的恢复重建是在现代化和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发生的。现代化将“如何建构和治理国家”的任务提了出来，因此需要研究这一问题的政治学。邓小平提出了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正如现代化要通过对外开放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一样，政治学的“补课”也要吸收过往的政治学成果。 在政治学的“补课”中，中国的政治学大量学习吸收和借鉴了西方的政治学。⑦这是因为西方的政治学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由一个个学术概念和专门术语构成的知识体系。如果不加以学习，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学来讲，自主地运用政治学理论研究政治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中国特色，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政治学是对特有的政治基础的反映，并受到一个国家政治基础的制约。中国是一个有着独特文明和制度的国家。如果说欧美同根同种同源，那么中国与欧美的差异性大，中国的政治基础更具有特殊性。1978年，随着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目标。1978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这之后，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政治思潮，影响着国家现代化的走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1979年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⑧思想理论工作面临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重要任务，需要发挥各个学科的力量进行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⑨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开启了政治学恢复重建的历程。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学的恢复重建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中国性”，这就是实现现代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基础。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必然要反映这一政治基础，并具有中国属性。在这一政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治学，势必与欧美国家的政治学有着鲜明的区别。这种区别也使得中国的政治学从恢复重建伊始便获得了一种特有的政治自觉，即对政治方向的把握。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后曾经出现过一些波折。正是在波折中，政治学者提高了对中国的政治基础和自己学术使命的认识，努力将学术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相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