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在财经挂帅的时代里浮沉，面对经济的激流漩涡和大众传媒的喧嚣，许多动人的历史都迅速变成了尘封故纸。即使激动过多少人的“新时期文学”①，不仅现在的青年感到陌生，也在以梳理历史为己任的学术中被价值中立的概念所替代，一般被称之为“80年代文学”。这是社会与学问的进步，表明我们对时间与价值的关系有了更为理性态度。但是，当其在90年代演变为“个人化写作”的趋势，许多人把它作为一种政治与道德上的“抗衡的文学”加以贬抑；或者相反，进入21世纪，出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眼光或文化研究图式，把它作为“纯文学”简单打发。这个时代文学的复杂意义与问题又被简化、遮蔽了。看来，把文学从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命名中剥离出来，并不表明对这个年代的文学特点和历史行程有了真正的认知。唯其时代匆促，置身其中不辨庐山，而置身其外又与究里隔膜：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研究，表面上成果丰富，实则只是由当年的琐碎走向今天的化约与漠然。 然而这是富有转捩意义的文学，它对一种既能重演过去，又能创造未来的想像方式的寻找，不仅具有历史的意义，也是现实的借鉴。虽然“新时期文学”历史的“新”意，只有历史语境的相对性，但在文学史上，它实在是重建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一座桥梁。 主流文学的“拨乱反正” 一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叙述七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时，都非常重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②，它包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与“右派分子”的平反等政治上的“拨乱反正”③。七八十年代文学的确直接受到开明政治的鼓舞，许多停办多年的文学刊物得以复刊，许多消失多年的作家、作品重见天日，许多被“盖棺定论”的问题被重新提出。但一方面，文学既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受益者，也是它激进的推动者；另一方面，虽然主流意识形态总是希望把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纳入自己的轨道，但既因为制定政策者本身的思想存在分歧，也由于“群众”与“领导”的见解远不如五六十年代那么“一致”。因此，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的发展，既没有完全遵循“向前看”的方向，也不完全朝着“拨乱反正”路线，重返50年代文学或五四文学的格局，虽然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仍然是这个时期文学最为醒目的旗帜。 在某种意义上，1979年11月1日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的确可以说是“当代文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④。但这次会议的意义主要还不在于接纳了萧军这样从来没有资格出席文代会的作家和不少在50年代中期被打成“右派”的作家，也不在于为5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被打成“毒草”的优秀作品恢复名誉，而在于正视了“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倾向给党的文艺事业带来的损害”⑤。中共中央在总结三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替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并且承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国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⑥ 第四次文代会作为当代文学主流意识形态调整的一个标志，如果参考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当会得到更深入的认识。就基本特点而言，第一次文代会的目标，是要确立以延安解放区文学为蓝本的“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他们坚信：“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⑦ 而第四次文代会，则是要为阶级斗争色彩过于明显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松绑”，以便适应“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因此，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那篇“总结三十年的经验”和规划“新的光荣任务”的报告，也重新回顾了自“五四”以来新文艺的“艰巨的战斗历程”，不仅重申了五四以来许多优秀作品的意义，而且检讨了左翼文艺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这种对三十年前第一次文代会某些结论的自我修正，包含着开放评价尺度，接续“五四”以来新文艺传统的愿望。 当然，这是体制内文学观念的自我调整，并且仍然以现实主义文艺为正宗。而从“伤痕文学”出发的“新时期文学”主流，集中表达的也仍然是对“极左政治”的控诉和抗议。譬如“伤痕文学”的奠基之作《班主任》与《伤痕》⑧，写的都是青年的心灵被“文革”政治路线扭曲的故事：《班主任》通过宋宝琦和谢惠敏两个表面上完全不同的人物，写出了“文革”政治对青年成长的一样的伤害：或是让人堕落，或是让人思想僵化；而《伤痕》，则通过王晓华与家庭决裂的故事，展示了十年动乱中血缘与家庭观念的崩溃。这些作品，就政治主题、叙述模式与技巧而言，与文革前“十七年”的写作不见得有多大的区别，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讲故事的立场和基色发生了很大的的变化：以往的故事，几乎都是革命、不断革命的故事，也是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故事，因此无论是小说的主人公还是诗歌的抒情角色，无一例外地充满着斗争的激情和单纯的信念。而“新时期文学”，讲的则是“剪辑错了的故事”⑨，虽然忠实于“寻求多年的理想”，但面对的是历史的“曲折”和记忆中的伤痛，以及普遍的社会问题，即使像《班主任》这样沿袭了描写“正面人物”模式的小说，也无法让主人公张俊石老师成为一个解决矛盾的英雄，而只能陷入痛苦的思索，向人们呼唤“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六十年前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以“救救孩子”的呼吁结尾的，也许《班主任》在写作过程中想起了现代文学史中这个著名的开山短篇。不过，在《狂人日记》中，“狂人”是一个充满反讽力量的形象，而且有自省精神，并不以为自己就那么干净清白，遗世独立于“吃人”者的行列以外。而《班主任》却没有这样的丰富性。不唯《班主任》，当时绝大部分的主流文学作品的政治诉求都过于明确，流于单调的批判抒情风格。不过，正是这种面向“伤痕”的批判与抒情，逆转了当代描写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创作模式，使1949年以来“断裂”的“五四文学传统”得到了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