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叙述的发端

——试论韩邦庆的小说叙述理论与实践

作 者:
袁进 

作者简介:
袁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韩邦庆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开风气者,他是近代最早描写中国现代都市的小说家;更重要的,在当时描写现代都市的小说家中,他是唯一一位为了探索这一描写还提出了相应叙述理论的小说家。这一叙述理论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常常被作家们所运用。韩邦庆最大的贡献在于运用了“穿插藏闪”的叙述方法,用以表现现代都市的时空,拓展了小说的表现能力。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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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5-0181-06

      在中国小说史上,韩邦庆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海上花列传》是近代最具有艺术性的小说,曾经得到鲁迅、刘半农、张爱玲等人的激赏。因此,近代小说界对韩邦庆的研究,一直主要侧重在对他作品艺术性的分析评价上。在我看来,这多少是一种遗憾,因为韩邦庆其实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一个开风气者,他是近代最早描写中国现代都市的小说家;更重要的,在当时描写现代都市的小说家中,他是唯一一位为了探索这一描写,还提出了相应叙述理论的小说家。这一叙述理论一直到现在为止,还常常被作家们所运用。

      韩邦庆自己认为,他对小说创作的最大贡献在于运用了“穿插藏闪”的叙述方法: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①

      阅读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得到,在字里行间,洋溢着韩邦庆的自豪感,他认为自己创造了小说叙述中的“穿插藏闪”之法,并且对这个“穿插藏闪”之法作了解释。

      但是,作家的自我感觉良好,会在自我意识上夸大自己所做出的贡献。这样的例子在历史和现实中屡见不鲜。于是,韩邦庆的自我感觉是否正确,他究竟是否发明了小说叙述上的“穿插藏闪”之法,这种叙述方法在他之前是否确实没有人用过,这是一个问题。其次,韩邦庆自己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他要发明这个“穿插藏闪”之法,它对于小说叙事到底有什么价值?适应了什么需要?在中国小说史上究竟意义何在?这是另一个问题。

      韩邦庆自己承认:《海上花列传》的叙述是从《儒林外史》蜕化出来的。《儒林外史》问世之后,近百年间,无人敢于模仿,它对当时的小说界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一旦进入晚清,几乎没有一部古代小说的影响可以同《儒林外史》相比,从“狭邪小说”到“社会小说”,各种各样模仿它的作品层出不穷。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本身或许可以说明《儒林外史》所具有的现代意义,这种现代意义一定要在进入现代的晚清,才会被发掘出来。

      在近代小说中,《儒林外史》最早影响到的很可能就是《海上花列传》。为什么韩邦庆愿意承认《海上花列传》是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我们不妨将二者先做一个比较:《儒林外史》描写了一群下层的读书人,《海上花列传》则描写了一群平常的妓女和嫖客;它们在选取题材的方式上确实有相近的地方,都是描写一群人物。这群人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不像《红楼梦》;他们也不是英雄,构不成宏大的历史叙述,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他们只是一群职业相近,爱好相似,在都市中随处可见的普通平凡的小人物。梁启超曾经说过:“英雄、男女、鬼神”这三类题材,“可以赅尽中国小说矣”②。《儒林外史》描写的既不是英雄、男女,也不是鬼神,而是普普通通的读书人,没有传奇色彩。这种做法本身其实是很有现代性的,从描写叱咤风云的英雄和传奇的才子佳人爱情,或者是志怪传奇的鬼神世界;到描写普通人的平凡生活,这本身就适应了现代社会和现代都市对“人”的认识,对所有人重视的“人”的平等意识。在这方面,《海上花列传》虽然写的是“男女”,却力图保持对普通人、普通生活的刻画,除了开头还有一个模仿《红楼梦》的“梦”,基本上脱离了“传奇”的框框。

      其次,《儒林外史》的写作目的是揭露黑暗现实,引起疗救的注意;古代小说也有揭露黑暗,如描写明末宦官政治《梼杌闲谈》等,但是那些小说大都成书于事后,属于“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③ 的看客消闲一类,其创作宗旨不是在当时就要唤起读者良知,与丑恶作斗争,改造黑暗现实一类。《儒林外史》则是后者,这类小说对读者有独到的期望,这种期望源于作者对读者的信任,源于现代社会对普通人社会作用的重视,源于作者改变现实的焦虑和责任感,作者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也不同于古代的“消闲”,它具有现代性。《海上花列传》虽然揭露的是嫖界的黑暗现实,不像《儒林外史》描写读书人阶层那么正大光明;但是它同样源于作者对黑暗的愤恨,体现的是作者对都市异化人的焦虑,对读者的警示。作者指出:“此书俱系闲话,然若真是闲话,更复成何文字?阅者于闲话中间寻其线索,则得知矣。”④《海上花列传》描绘的是另一种“异化”,是都市中“金钱”、“欲望”对人性的“异化”,与《儒林外史》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儒林外史》运用的是冷静客观的描写,它追求的是一种真实地刻画人物,再现现实生活的效果,与中国古代的“传奇”笔法大不相同,这种方法我们后来称作“现实主义”。在西方,“现实主义”的崛起本身是和现代科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它具有现代性。《海上花列传》也追求这种冷静客观的描绘,它甚至比《儒林外史》更加注意与中国小说“传奇”的传统保持距离:《儒林外史》中还有描写严监生因为看到油灯用了两根灯草而不肯断气的“传奇”笔法和平孝子的传奇故事;《海上花列传》则是一片平和冲淡的气氛,充满了家常气息和一种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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