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07)01-0088-(04) 任何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的媒介，文学也不例外。尽管学界对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持不同见解，但文学以语言为媒介却是公论。其实，语言不但是连接文学与世界的媒介，它还是作家进行艺术传达的媒介，是联系作家与读者、读者与文本，并使之沟通交流的媒介，文学活动的任何一环都离不开语言媒介的中介作用。在通过文学语言进行的交往活动中，不断发生着说话与受话、听与说的语言行为；通过文学语言，文本才能被阅读，文本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因此，文学语言的媒介性质是文学语言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语言这种媒介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它不像音乐的音调和节奏那样感性生动，也不像绘画的色彩和线条那样直接以感性形象作用于人的感官，也不像雕塑的石头、金属、木料或者舞蹈的动作那样直接以实体为媒介直观地写形状物。抽象的语言符号必须被作家转化为具体感性的语言形象才能收到其他艺术媒介可以直接达到的效果。与其他艺术媒介相比，语言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语言是人的精神创造物，它既是思维的工具，又是思想的直接实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隶属于人的精神层面。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精神特性使它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有着根本的不同。洪堡特说：“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1]对此，卡西尔深有同感：“我们的知觉、直观和概念都是和我们母语的语词和言语形式结合在一起的。”[2]170也就是说，在语言使用过程的背后，总是隐藏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成员所特有的感觉方式和思考方式，因而语言不但是文化的载体、一种文化的表征，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但我们很难说自然界中的某种色彩或音调、某个线条或动作、某块石头是一种文化的表征或具有某种精神特性。所以，萨丕尔说：“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3]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语言不像石头一样仅仅是惰性的东西，而是人的创造物，故带有某一语种的文化传统。”[4]11-12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5]这些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对同一问题持基本一致的看法，这就是：语言具有文化特性，它是人的精神层面上的存在。海德格尔直接把语言作为存在本身，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本质所在，任何文本作为一种流传物，都带着世界经验向我们说话。在一些人文哲学家、语言学家如维柯、赫尔德、洪堡特、萨丕尔、卡西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看来，语言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交往的工具，它与文化、思维、存在、世界同一，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人在语言中存在，世界就渗透在以语言为主体的符号世界中。 可见，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文化内涵，并在更高层次上与其所属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相通。这样，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具有隐喻或象征功能的文学语言更是如此。比如“月亮”一词，在汉语中，它不仅是对物质实在的对象——我们看到的那个发出清冷光辉、绕着地球转动的星体——命名的符号，还是一个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蕴和情感色彩的意象；它被无数的诗人吟咏过，从《诗经》（《国风·陈风·月出皎兮》）、《古诗十九首之十九》（“明月何皎皎”）中的“明月”，到张若虚的“明月”（《春江花月夜》）、张九龄的“明月”（《望月怀远》），到李白的“明月”（《静夜思》）、杜甫的“明月”（《月夜忆舍弟》），到苏轼的“明月”《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同是一轮圆月，它是中华民族思乡情感的特有表达，也是合家团圆的一种象征。因而“月亮”一词所特有的文化意味、情感内涵，甚至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表征，成为中华民族经验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其他语言中，“月亮”一词则表示其他的意义，如“希腊语的‘月亮’(mēn)是指月亮的‘衡量’时间的功能，而拉丁语的‘月亮’(luna,lucna)则是指月亮的清澄或明亮的状况。”[2]171因此，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一个民族的语言所特有的文化意蕴和情感色彩使其在作为文学媒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文学语言与该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与经验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则基本不存在这种情况，谁能说雕刻雅典娜女神雕塑所用的大理石媒介是希腊所独有的呢？同样，一个民族所使用的音乐的媒介与其他民族的彼此之间也不存在质的差别，或者说，相对于语言，这些艺术门类的媒介与该民族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音乐、绘画、雕塑是无需“翻译”的世界性艺术。而文学则不同，在将一部作品译为另一种文字时，最完美的译作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失去原有语言的一些“味道”，越是伟大的作品就越是如此。 其次，语言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化体系，文学以语言符号间接地唤起意象；其他艺术的媒介（尤其是造型艺术）是感性直观的，可以直接描绘感性的形象，在这一点上，语言媒介更有利于深入广阔地反映社会生活。语言在起源之初与人类的感觉经验、生活情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充满着原始人类对外界事物的特定感觉与理解，因而原始语言是一种感性的、充满隐喻与象征的具体符号。随着人类心智的成熟与理性思维能力的增强，语言由最初的感性、形象逐渐变得概括而抽象，最终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化的体系。语言的符号化与抽象性使语言与实在世界相分离，摆脱了必须与实在世界紧密相连的局限性，而与人的思想观念直接相连，从而大大降低了文学对实在世界的物质依赖性。所以，在所有的艺术媒介中，只有语言将物质的因素降低到最低层面而将精神内涵提升到最高层面。这样，人类通过语言将外在的世界万物纳入自己的经验与视野，而人类的经验与视野也会在语言中体现出来，或者说，人类对世界万物的观念和看法是渗透在语言中的。在此意义上，洪堡特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理论；卡西尔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认为人类主要通过语言这种符号媒介建构起一个不同于客观实在的符号化的、文化的世界。因此，语言尽管像其他艺术门类的媒介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它的抽象性与符号性使其脱离了物质媒介的束缚，作家可以突破时空的局限、不必拘泥于现实生活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向，把人之所想、情之所至的一切都表现在文学中。因而，文学可以“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6]25，可以“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6]43，而绘画、雕塑应该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顷刻”[7]，音乐必须局限于某一小段时间内。因此，语言媒介超越了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门类的媒介必须在一定时间与空间中发挥作用的局限，可以在广阔的时空中展开叙述，甚至按照需要拉长或压缩空间，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跨越时空的对象。因而，文学可以充分利用语言媒介的抽象性与符号性，利用语言媒介在驾驭时空与表达对象上的自由，来表现一切对象。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像《荷马史诗》、《红楼梦》，朱自清、冰心的散文，李白、舒婷的诗等作品的思想意蕴与艺术魅力可以通过其他的艺术媒介来表现。因此，黑格尔说：“语言的艺术在内容上和在表现形式上比起其他艺术都远较广阔，每一种内容，一切精神事物和自然事物，事件，行动，情节，内在的和外在的情况都可以纳入诗（诗在黑格尔的时代泛指文学——笔者注），由诗加以形象化。”[8]11例如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中的一段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