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1）05-0088-04 “新批评”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批评流派之一，也是与中国文学批评接触频繁的理论之一，从上世纪20年代起，“新批评”理论及译作传入中国，因而，“新批评”译介是中国20至40年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本文以“新批评”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为研究对象，追索“新批评”在中国早期译介的契机，展示早期译介的基本状况，并对“新批评”引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及译介策略进行反思，希望能为未来的中西文化批评交流提供借鉴。 一、“新批评”早期译介的契机 “五四”之后，西方现代文化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五四”新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特点，使得知识分子文学的普遍倾向表现为兼容并包地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西方几个世纪的文学创作及理论成果一股脑地被翻译过来，涌进中国视野，到后来“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几乎无需过渡，顺理成章。这是因为，一方面，从上世纪20年代起，中国已向欧美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叶公超等，部分欧美的学者也陆续到中国执教、交流，如瑞恰慈、翟孟生、燕卜荪等；另一方面，国内的外国文学译介渐趋成熟，有影响较大的文学媒介翻译了大量英美文学的文章与书籍。这说明，中国文坛已极关注西方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新批评”是英美在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文学理论。从中国译介“新批评”的整个历史来看，“新批评”在英美的发展与“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基本是同步的。早期的译介发生在20世纪20至40年代，是瑞恰慈和艾略特的文论翻译和介绍较为集中地进入中国的时期。这个时期的译作多是节选地发表在文学刊物上，使中国学者在观念上接触到“新批评”的基本理论，掀起了翻译研究“新批评”的第一次高潮。 在20年代末，就已出现了对“新批评”理论的翻译、介绍。中国的学人们并未意识到这是“新批评”，却已经有意识地建构一种科学的批评理论。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一时期的“新批评”译介，主要集中在艾略特和瑞恰慈的作品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潮流。从传播途径来看，“新批评”这一时期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学者们的课堂讲授。集中在大学学院里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归来的学者和来华执教的外籍教师，把瑞恰慈、艾略特的作品列入课堂教学。如前文所述，瑞恰慈本人和他的学生燕卜荪在清华、北大执教多年，这对其作品引入、翻译与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课堂讲授的学者还包括翟孟生、叶公超、吴宓、卞之琳等。第二种方式是中国学者对瑞恰慈、艾略特作品的译介。这些学者是长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叶公超、赵罗蕤、曹葆华、卞之琳、袁可嘉等。这两种方式共同促进了“新批评”在这一时期的传播。 二、艾略特作品的译介 关于艾略特作品的介绍，早在1927年，朱自清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20号上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翟孟生写的《纯粹的诗》的译文，提到了艾略特：提到的“纯粹的诗”这个名词引起了文学批评界的注意。[1] 学界普遍认为第一次出现艾略特的译作，是在1934年，应老师叶公超之约，卞之琳为《学文》杂志月刊创刊号译出“新批评”的“宣言”之作——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这个译作被认为是最早在中国译介的艾略特诗学论文。实际上，在1933年，曹葆华在《北平晨报·学园》上译载了一系列欧美现代文论，其中就有他翻译的艾略特的《传统形态与个人才能》[2]。时间上比卞之琳的版本早一年。但是后来广为流传和采用的是卞之琳的版本。这个版本精妙恰当，被引述最多，影响较大。1937年，曹葆华在前一次翻译的基础上，再译《传统与个人才能》，后收到他的译文集《现代诗论》中。 1935年10月，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第1期刊出了艾略特的另一篇论文《诗的用处与批评的用处》，译者是周煦良。第二年10月，同一篇论文被赵增厚译出，译名变为《诗的功用与批评的功用》，发表于《师大月刊》第30卷第78期。1936年10月，周煦良翻译了艾略特的论文《诗与宣传》，刊载在《新诗》第1卷第1期上；同年12月，他在《新诗》第1卷第3期上又译出了艾略特的《勃莱克论》。1937年8月，朱文振翻译了艾略特的诗歌《某女士小像》，译载在《文艺月刊》第11卷第2期上。 与《传统与个人才能》译介的重要性相应，“新批评”早期译介中最重要的译文集当属1937年曹葆华编译的《现代诗论》，曹译的艾略特的《批评底功能》、《批评底实验》、《传统与个人才能》等都收入其中。这本书的出版，在中国理论界造成冲击。30年代末乃至40年代的普遍的民族革命形势，使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得到强化。在这种抵御外侮为要的时代背景中，作为舶来品的英美现代诗学在中国文学内部遭到了质疑和清算，这就是“新批评”被否定和认同的“隐性过程”。在这个时期，曹葆华翻译了《现代诗论》，是因为他相信一个自觉的诗歌时代即将来临，他相信国人将会接受一种新的诗歌观念。他的翻译证明了诗论的重要性，和诗不可分开。他想有意识地通过“文学的理论”的译介推动“学术的进化”，有意识地弥补国内诗坛上的匮乏与不足。曹葆华在《现代诗论》序中说：“近十余年，西洋诗虽然没有特殊进展，在诗的理论方面，却可以说有了不少为前人所不及的成就。在这本书中，译者想把足以代表这种最高成就的作品选译几篇，使国内的读者能够因此获得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3](P3)在此，曹葆华自己道出了他译介西方理论的目的和自觉性，他认为自己的理论观点就隐藏在他对翻译对象的选择中，收入《现代诗论》的艾略特的文章，其实也就是曹葆华诗歌理论主张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