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文艺理论界愈来愈多的人几乎都毫无异议地认为：艺术如同“文学是人学”这个口号所表明的那样，它不仅以人为对象而且以人为目的了。但是，若要在理论上达到对艺术的这一性质作科学而深入的说明，恐怕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头脑中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纯认识论的思维惯性在作祟。所以，我认为要使我们的文艺理论在对艺术性质的理解上真正有所开拓、有所突破，恐怕还得要在对传统的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实践这个范畴。实践是通过改造客观对象来满足主观需要，在对象世界实现主观目的的一种对象化的活动。所以，把实践的观点引入文艺理论，也就意味着抓住了文艺活动与人的自身需要、价值意识和行为准则的内在联系；这样，也就把文艺活动中人的位置给突出起来了。这表明，要是离开了实践的观点，艺术的“人学”性质，也就无从谈起，更难以获得真正科学而深入的阐明。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说几乎是完全没有认识的。这是因为我国现代文艺理论是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学习西方文化这一思潮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对西方文论的一种无批判的体系性的大移植。这工作自然是有成绩的；但现在看来，它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因为西方文艺理论是在以知识论为基础的西方传统的哲学文化的背景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重视理性而轻视感性，重视认识而轻视情感与意志，重视抽象思辩的研究而轻视对文艺与人的实际生存状态的联系。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文艺理论研究中那种鲜明的纯认识论的和唯科学主义的倾向。而作为“人学”的整个文艺，它与其他意识形态不同，就在于都与人的实际生存状况紧密相关，不论是文艺活动的主体还是客体，都不属于知识论哲学把握到的那种抽象的、非现实的普遍存在，而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活生生的人。他们作为感性的个体，都是从知、意、情统一的意义上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这就决定了文艺作品也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的形式，同时还是以体验为途径所表达的艺术家对人生意义的一种追寻和探求；它不仅服务于人的认识，而且同时还服务于人的实践。所以，要改变传统文艺理论的上述片面性，使之对文艺问题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把握，最关键的一点，我认为就应该突破纯认识论研究的偏颇，把文艺看作知识与价值、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体，并通过从实践论视角的研究来加以丰富和充实。 实践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历史上看，各家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有的理解为伦理学的概念，有的理解为存在论的概念；由此而引发出来的，有的理解为个体的生存活动，有的理解为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有的理解为是内部立法的意志，有的理解为外部执行的意志。由于对其内涵认识之不同，所以它在各家哲学中的地位也不一样。这些理解在我看来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其正确和合理的成分，但都只是从某一具体学科和具体视角着眼，这显然是不够全面而完整的。若要从哲学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立论，我认为它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一种人的活动。如果说，认识是客体向主体的运动，是观念化的活动；那么，实践就是主体向客体的运动，是对象化的活动。因此，我认为凡是确立目的，并通过意志努力，采取一定手段，使之在对象世界得以实现，从而达到主客体统一的活动，都应是实践所涵盖的领域，因而它自然毫无疑义地应包括以上各种不同的理解在内。所以，我们也应该按照这样丰富的涵义来理解艺术的实践本性，这是我们在研究艺术的实践本性之前所首先应达成的共识。 实践的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首先由亚里斯多德提出。他把真理分为“理论性的真理”和“实践性的真理”两种，认为前者是探求真假，后者是分辨善恶。这表明，在他那里，实践是属于研究人的行为准则的学问，是“应如何”的问题。但由于亚里斯多德把哲学的任务看作只是探求世界存在的本原与基质的问题，所以他认为存在的首要意义是实体，是“是什么”，它与“应如何”无关（注：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Ⅶ.1。）。这样，他就把实践归属到了伦理学的研究范围，并认为它是比认识低一级的学问。这一哲学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文艺观上很自然地接受了他的老师柏拉图视文艺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形式的见解。所以，对于文艺活动来说，实践也就被降低为只不过是一个制作、技艺和修辞领域中的问题，在他的诗学中自然也只能居于附属的地位。这就开创了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的知识论文艺观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近代又在笛卡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笛卡尔把哲学完全归结为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一个知识的问题、真理的问题，并认为只有那些为我们“十分明白、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才是“真的”（注：笛卡尔：《谈方法》，Ⅳ。）。这些思想虽然推动了近代科技文明的迅速发展；但是却把人给分解了、割裂了，展现在他们意识中的人也就成了只是一种认识的工具，一种没有意志、情感的仅仅是“在思维的东西”（注：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三个沉思》。）。这样一来，“真”也就成了评价一切精神现象包括文艺在内的唯一的标准。就像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所提出的“只有真的才是美，只有真的才可爱”（注：布瓦洛：《书简诗》，第9条。）。因而在他们的思想中， 文艺实际上也就与科学完全合流了。但是，近代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证明了科学只能为人类创造物质文明却并不能解决生活的目的和信仰的问题。所以，在卢梭等思想先驱的启示下，康德对于长期以来被哲学家所忽视、甚至遗忘了的实践的问题进行的新的思考。他把世界分为“现象界”与“物自体”即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两部分，认为前者为认识所及，而后者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达到。并主张哲学不应该只是为了求得知识，还应该服务于人的行为、为人的行为确立准则。这样，也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统治西方哲学的知识论的传统，真正把实践提到了哲学的高度来进行阐发。由于实践、价值、人是三位一体的，所以，把实践的概念引入到哲学的领域，那就不仅在哲学中把人的问题现实化并全面地展开了，而且也为我们第一次从哲学的高度找到了文艺与人生联系的纽带，表明我们不能再把文艺的价值仅仅看作是一种知识的形式，而更主要的应理解为一种对信仰的探求和对行为准则的厘定（所以康德认为“美是道德的象征”），是人们从认识过渡到实践的一道中介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