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1）05-0222-05 霍米·巴巴是与萨义德和斯皮瓦克齐名的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三巨头之一，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杂交性理论是他最富特色的理论。当前中国学界对它的研究与评述已有不少，但还有许多不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此理论表述晦涩艰深，难以理解，介绍者很容易被他密集的术语牵着走而失去重点。即使在西方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把握似乎也不十分理想，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研究者如罗伯特·杨、吉尔伯特在论到巴巴的杂交理论时语气颇为犹疑。英国最近出版的研究巴巴的专著（David Hardart:Homi K.Bhabh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6年版）竟然没有为杂交性问题设立专章。本文试图从巴巴提出这一理论的原初语境与问题出发，把杂交性看作是他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来理解，并考察对杂交性理论的各种批评声音，力图从正反两面理解杂交性理论的现实背景与理论脉络。本文希望以这种方式，能够既深入又扼要地向读者介绍、评述巴巴的杂交身份理论。 一、抵抗殖民主义权力话语有可能吗？ 巴巴不止一次承认，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萨义德。事实上，巴巴的大部分理论工作看起来都是对萨义德所开创的后殖民主义研究的继续与回应。这种回应既可以说是对萨义德理论工作的推进，也可以说是对萨义德学说的批评与修正。那么巴巴为何会对萨义德不满呢？ 众所周知，萨义德以其著作《东方学》成为当代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开山祖师，但是萨义德的《东方学》留下了一个饱受指责与争议的问题，即被殖民者以及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能动性缺失的问题。萨义德的《东方学》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把权力和身份观念与地域的表征联系起来分析殖民主义话语。萨义德在这部著作中指出，东方学话语中的“东方”是西方人按照自己的需要与想象而塑造的。它把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建立起一种等级制的二元对立结构：西方代表文明、理性、民主与进步，而东方正好是其反面，野蛮、落后、非理性。这样它实际上为西方对东方的殖民提供了合法辩护。在这种视角之下，西方对“东方”的表述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骗局，是西方垄断话语权力后的一种独白，是对“东方”的扭曲。 萨义德的这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相似。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家如何剥削无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骗局，萨义德则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转为西方殖民者与东方的被殖民者之间的对立。但在另外一个方面，二者的理论又非常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那里，资本家的统治秩序是会发生问题的，比如说会发生经济危机。工人阶级也是能有所作为的。他们可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意识形态的谎言，并可以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和革命，最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东方学》提供的理论模型里却缺少这一抵抗的环节：作为西方权力体现的东方学话语似乎无所不包，笼罩一切，一切与东方有关的话语都逃不出它的既成话语体制的控制。这样西方话语的统治就成为无懈可击、铁板一块的东西，被压迫者只能永远是西方的一个沉默的他者。这种模型只能得出极其悲观的结论——无权者只能永远无权、沉默者也只能永远沉默。因此许多批评家都指出，萨义德的理论实际上重建了东方学话语中东方与西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区分，也使得知识分子（包括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抵抗要么成为不可能，要么只能诉诸知识分子个人的良心。这样的解决办法显然太无力了。 巴巴的工作就是从这种质疑开始的。他的杂交性概念在理论上的对话者正是萨义德及其经典文本《东方学》。他批评萨义德太过轻易地就假定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总是成功，他要反驳后殖民主义研究中既存的那种倾向，即认为在殖民话语中的权力全部由殖民者拥有，被殖民者的对抗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文本的读者与批评者面对这些文本时，除了愤怒只能束手无策。他评论道：“在萨义德那里总是存在这样一种看法：殖民主义权力完全被殖民者所占有。而这在历史上和理论上都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看法。”[1]但无权者（包括批评家）的抵抗为何是可能的呢？正是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巴巴提出了杂交性身份理论。 二、巴赫金意义上的杂交化 罗伯特·杨最早在1995年指出了巴巴的杂交性理论与巴赫金的杂交话语理论之间的渊源关系。杂交性这一概念来自巴赫金对长篇小说杂交话语论述。巴赫金说：“什么是杂交化？它是在一个单一的话语（utterance）范围内，对于两种社会语言的一个混合。”[2]用这种方式，两种不同的社会语言可以互相揭露。从文学上看，这实际就与滑稽性模仿相似，其效果是反讽的、揭露的。它与巴赫金的对话、复调、狂欢理论也是一脉相通的，都是想通过不同的声音来修改、揭露、抵抗专制的、单声的主流权威话语的意义。这实际上也是文学中常见的修辞手法。 巴巴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以解决被殖民者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权力话语时的抵抗能动性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被殖民者通过自己的本土文化来挪用、修正、转译殖民者的权力话语的意义，使之为己所用。巴巴在《作为奇迹的符号：1817年在德里郊外大树下的威权与心理矛盾问题》一文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在印度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麦塞，1817年在德里郊外大树下发现了一群穷苦农民在读印度语的圣经，非常高兴。他知道这是英国文化殖民策略的重要成果，这些圣经是前几年英国传教团的人在集市上分发的。但是他发现这些人却并不认同这些书与英国人的联系，说这些书是神送给他们的。而欧洲人是吃牛肉的，所以不可能跟神有关系。他们这样说是因为印度传统宗教禁食牛肉。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些人拒绝到教会受洗。传教士感到非常无奈，只能重复圣经上的话来劝他们，但他们对圣经的解释似乎仍旧是从印度本土宗教出发的。 巴巴用这个文本想要证明，本土人可以通过本土文化来阐释、修改殖民者的文化，并由此发出自己声音，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而，这种故意使殖民者文化杂交化的行为还挑战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合法性。因为殖民主义的合法性极大程度地建立在殖民主义文化的本真性与权威性的意识形态之上。一旦失去文化身份的本真性，其统治的权威性就会受到很大动摇。如巴巴所说，“非对话”正是“殖民主义权力本原神话的核心要求”，而印度人却用“杂交性的展示……用它的模仿，嘲笑等诡计来威胁权威”[3]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