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1）04-0107-07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以略带悲壮的理论勇气，用一种“对抗性的批评”（antithetical criticism）孤独地抗争大众文化时代的多元文化主义的洪流，近乎顽固地坚持“审美自主性”、审美个体自由的精英主义立场，祛除文学的非审美维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实用主义批评。如果说，“美学立场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从布鲁姆的理论主张和批评实践中，尤其是其影响巨大的文学“经典”理论中可以清晰地见出他的美学立场背后的意识形态诉求。虽然他反对对文学做非审美的解读，但他并不否认自己的文学批评对于构建社会秩序、守护美国文化传统和美国民族精神的价值与意义，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探寻能够超越一时之社会需求及特定成见的某种价值观，这是文学与批评得以存在的根本，经典的意义也在于此。或许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其思想，才能抓住其理论实质。甚至可以说，布鲁姆与强调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文化建设功能的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是殊途同归，虽然后者认为诗的使命是“生活的最高批判”。并且，布鲁姆批评理论对于其时代文化精神的建构，对于我们在各种思潮盛行、价值失范的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深入理解美学和文学批评的任务、价值、功能，也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一、坚持审美自主，高扬个人精神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深刻揭示了民主制度下美国人的情感思想和智力活动的主要特征，反复申论了美国精神文化中对个人主体精神的高扬：美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全凭自己的实践去探索事物的原因，不拘手段去获得结果，不管形式去深入本质”，“每个人在运用他们的头脑时，大部分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①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个人主义文化，每个人依靠自己确定其信念，每个人使一切感情都以自己为中心。推崇个人的力量，注重个人的情感体验，这是美国精神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布鲁姆对文学经典的建构与解读乃至“创造性误读”中，处处都显示出他对这种个体精神的呼应。他反复强调文学经典的衡量标准只有美学维度，但其实美学有各种理解向度，而在他看来，“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②，认为诗学能量本质上是个人的、孤独的而不是社会性的，他珍视个人化的审美感受，不愿为文化主义所湮没。 惠特曼是布鲁姆文学经典序列中所确认的美国诗歌源头，是他极为推崇的“美国风土的诗人”（“the poem of our climate”），布鲁姆盛赞他成功而永久地改变了美国的声音和形象，改变了美国人的自我和美国宗教。他曾引用惠特曼的笔记来表达自己对个人主体的推崇：“我正等待时机成为上帝；/我想自己将做得好，最纯粹也最惊人。”③ 布鲁姆对于惠特曼诗歌的赞赏很大程度上源自于惠特曼对“自我”的歌唱。惠特曼以“草叶”命名自己的诗集也正代表其对自我生命力的崇敬，哪里有土，哪里有水，哪里就长着草，这就是“草叶”蓬勃而顽强的力量，一如惠特曼毫不隐讳地标明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并且热情地颂扬同性之爱的姿态。他将惠特曼理解为一个真正的忠实于自我的浪漫主义诗人，反对从社会政治层面或者通常所认为的“民主诗人”的角度来理解惠特曼，认为“对惠特曼的解读必须要超越于‘民主诗人’，虽然惠特曼坚称这是他自己的身份，但他实际上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犹疑的和个人化的诗人，远比他自己公开标明的情形要复杂”。④ 他借用斯蒂文斯的看法，认为惠特曼“不是神灵，但他与日出日落共进退，吟唱着分裂的自我和那不可知的灵魂，点燃了比自然之火还明亮的光焰”⑤。 同样，斯蒂文斯被布鲁姆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布鲁姆也是强调其在诗作中高声唱出了自我之歌，宇宙万物都是围绕着“我”、听从“我”的召唤的，晚风吹拂橡树枝叶的沙沙声是在为我叹息，群山之上的天空因为我的疲乏而沉睡，朝日升起时的万道霞光是在为我欢快地呐喊，整个宇宙都在吟诵着关于“我”的歌，这是一种尼采所说的强迫星辰绕着自己运转的强力意志。在布鲁姆看来，斯蒂文斯是在寻找着“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崇高正是‘自我’的一面镜子”，⑥ 而这个“自我”是带有布鲁姆所想象的美国精神特质的。 哈罗德·布鲁姆从少年时期开始对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就一直怀有特殊的偏爱。浪漫主义诗人珍视内心的冲动、激情与自由，热衷于不断检视自我抑或思考人类的终极性存在。浪漫主义代表着一种高度内向化、自我化的诗学，其最大的特征便是热情地张扬自我肯定、自我崇拜和自由无羁的意志，抗拒一切外在于自己的规则。这种对绝对、永恒的上帝式自我的肯定与崇拜曾被以赛亚·柏林概括为“浪漫主义信仰滚烫的中心”⑦。事实上，对于浪漫主义诗作的熟稔与推崇也的确深刻地影响了他后来对于经典问题的讨论。从早期关于浪漫主义诗歌分析开始，布鲁姆就非常重视作家关于自我、存在等问题的思索，欣赏内化的带有孤独感的诗歌氛围，鄙薄所谓社会意义，在其后对于经典特质的研究中这种观念表现得更加充分，他质疑文学的政治道德意义而推崇个人内化的审美感受所发挥的作用，强调经典背后“君王”般自我的存在，他希望实现的是更加具有人文色彩、关注诗人主体性的诗歌批评。对于这样的审美立场既是他一贯的诗学主张，也与浪漫主义诗歌本身的诗性特质有密切的内在联系。 在对华兹华斯诗歌及其影响的分析中，布鲁姆概括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自我神话学”。他说：“在《徒步远足》中，孤独者的形象是浪漫主义最基本的原型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种人与他人不相往来，整天沉浸在自己的过分的自我意识中。不管它有多少瑕疵，《徒步远足》都是对浪漫主义的自我神话学作的最充分的陈述。”⑧ 在后来的《西方正典》中，布鲁姆也一再强调经典是面对每个人自身的，是内省的，并认为很多“强者作家”都具备一个包罗万象的君王般的艺术自我，任何伟大的诗人都在永久地敏锐地倾听自我，这是其全部创造活动的源泉，代表着旺盛的生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浪漫主义自我意识的一种回应。 有研究者将布鲁姆的美学立场定义为“唯我主义”⑨。的确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他所继承的浪漫主义精神——一个大写的“我”。在他眼中，海明威和托尔斯泰等作家也都在文字间注入了深刻的自我崇拜，把他们的自我融入事物的本性之中。经典作品中也许不一定会流露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但是一定会标有作家明显的个人印记。布鲁姆认为有些作家在写作中会故意隐匿自我，以尽量客观冷静的姿态来描述对象，有些则毫不掩饰地热情颂扬，但这是作为叙述者的自我，在其背后的作家自我则无一例外都是非常强大而有力的。文学的经典性就形成于创作者主体性的高扬，布鲁姆认为“在陌生性意义上而言的原创性超越其他一切品质，是能够使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品质。”⑩ 而布鲁姆所谓“陌生性意义上而言的原创性”，就是强力作家与前辈大师们“竞争”（agon），对抗强大的文学传统所产生的深刻的“影响的焦虑”的结果，他们“渴望写出伟大的作品”，“渴望置身他处，置身于自己的时空之中”，“渴望与众不同”，从而“获得一种必然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