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们这个奇异的时代同步，2006年的文学理论批评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上暗潮涌动，传统与现代、理性与直观、自我与他者分化调和，围绕文学的终结、文化研究的边界、精英主义的祛魅等诸多问题，立场与观点时有碰撞，方法与模式时出新锐，2006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呈现出趋于分化、断裂而又自我缝合、整合的状态。本文力图从“问题与方法”、“概念与实践”、“争鸣与事件”等角度对2006年的文学理论批评做一个梳理，只是，对之做任何形式的概括都难免会挂一漏万。 一 问题与方法 1.文艺学边界论争 这是最近几年文学理论批评界有一定延续性而又争论不休的话题。文艺学学科的新兴方向——文化研究——在势不可当地展开的同时也遭受来自各方的质疑与批评。2006年度之初，上海的《社会科学》发表了钱中文、童庆炳、许明三位先生一组题为《文艺学研究的核心价值问题》的笔谈。三位先生结合自身观念的变化及亲身见证的二十多年文艺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总结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危机与突出的理论焦点，再次阐发了“新理性”、“审美意识形态”论、“核心价值观”等基本思想，文章捍卫文艺学道统的意义大于理论创新。 其后，朱立元先生的《关于当前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的几点思考》①（以下简称朱文）是对陶东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的反思》等系列文章较为全面的回应。文章认同文化研究在观点及方法论上的理论创新，认为文化研究“既看到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带来文学边界的模糊，也看到电子传媒的革命对当代文学的冲击”；当代文艺学存在的问题一是文艺学与文学理论批评及其实践存在某种脱离，二是文艺学对我国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俗文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忽视。但朱文也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当代文艺学的危机是全面的”这一说法，更无法认同“日常生活审美化”论提出者们开出的药方：推进文艺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朱先生认为在西方，“文化研究”的对象模糊，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域及学科界限，优势正逐渐转为劣势。文艺学朝文化研究的方向走，则很容易“从根本上取消文艺学自身的独立性，而降为文化研究理论的附庸”。文章结尾处不无忧虑地提出质疑：“难道我们也要重蹈伯明翰学派的覆辙，让文艺学研究离文学越来越远，最终失去自己的学科性，消失在茫茫无边的‘文化’大地上吗？” 朱先生对文艺学研究失去独立性，疏远甚至背离文学的担忧并非全无根据。2001年希利斯·米勒发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以来，文学以及文学批评是否应当终结的话题就引起了诸多的争议②。之后希利斯·米勒以《文学理论的未来》一文进一步阐发这一问题，他除了重申文学的旧有功能被电影、电视、通俗音乐、电子游戏、网络等能制造魔光幻影的技术媒介所替代之外，同时认为作为文学附属物的文学理论总是植根于某个时代、某个地点和某种文化，文学理论在其动态生成的过程中，并不具备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学科封闭性，因为任何特定的阶段产生的文学理论都不具有科学所具有的证伪性。如果说文学理论是对作品的第二次或者第三次阅读，那么毫无疑问，作为阅读本身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文学理论在细读的过程中也在不断修正和再修正文本，从而造成文本不可知性和无穷阐释性，这无疑与文学理论的初衷渐行渐远。米勒还认为现有的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界定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后现代的结构特征早在塞万提斯时代就已经具备，西方叙事学技巧自塞万提斯时代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事实上我们对不同文学时期风格的厘定甚至文学史分期也让人怀疑。③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泛一些，不仅仅在文学研究范围内，在诸如哲学、社会学、政治史学等领域，类似的终结宣告也不乏其声。1966年，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维的任务》中就提出，哲学已经穷尽了发展的最后可能。然而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却成功实现了反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后现代转向。1989年，福山首次提出“历史终结”命题，从政治学层面提出了历史终结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然而新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史——尤其是“9·11”以来的政治图景并非如此清晰。无论是海德格尔、福山，还是在1960年代宣告“小说的死亡”的约翰·巴斯、苏珊·桑塔格等先锋批评家，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还只是未完成的现在时。 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终结与否只能从其动态发展中去寻求答案，现在宣判其生死未免操之过急。一个命题的背后总蕴含着与之相反的否定命题，而这个命题是否具有生命力与其否定命题的强大与否息息相关。文化研究的存在，作为一个异质的他者，已经给文学理论带来了新的反思空间。诸如对于精英情结的反思、对大众文化的再认识、对媒介与信息关系的甄别等等，都打破了文学研究的狭隘性，开创、丰富了批评理论空间。而这个过程也使文学研究的边界变得更清晰、更明确而不是相反。 2.文学的去精英化问题 以动态生成观重新审视20世纪文学，我们会发现一个幽灵——精英主义的意识形态幽灵始终挥之不去。“五四”知识分子是把文学从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的贵族层面拉到平民大众的层面、人的文学层面；之后的左翼文学是把贵族的统治阶级的写作替换成无产阶级的写作，为工农大众的写作；20世纪末的新启蒙和后现代写作也是如此。以上种种文学上的消解贵族化动机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但结果却往往是背离的，“为大众”的写作往往变成了“化大众”的写作，文学成了意识形态的教训。我们看下来这一百年的文学始终没有摆脱启蒙与被启蒙、新的精英取代旧的精英的奇怪模式。④ 陶东风注意到这种文化意识形态的动态生成史，并开始对其历史语境和生成动因进行勾勒。他的《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与无聊感的蔓延》一文，全面总结了近20年文艺创作与批评的精英化与去精英化，即他所称的“祛魅”与“赋魅”的胶着过程⑤。陶文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大致经历了两次“祛魅”的过程。第一次“祛魅”发生在80年代。这次“祛魅”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动，也以精英知识分子为主力。它所祛的是以“文革”时期的样板戏为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之“魅”，是“三突出”的创作方法之“魅”和“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之“魅”。但“祛魅”的过程也是“赋魅”的过程。这次“祛魅”不仅为知识精英及新时期文学的出场提供了合法的依据，而且还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文化之魅。这个过程大致又分为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启蒙主义精神以及80年代中期以后的“纯文学”思潮两个阶段。陶东风认为，“纯文学”是一种精英文学对另一种精英文学（即启蒙主义）的反拨。这种新精英文学给自己赋魅的形式是通过形式崇拜保证文学的神秘性和稀有性，而这种神秘性和稀有性，伴随着90年代的商业社会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分化解体。陶文对20世纪末文学的两次纵向的祛魅的轨迹勾勒，以及对当下大众文学的描述带有对历史与现状进行现象学呈现的意味。尽管他自己也强调“祛魅”这个词汇并不含有价值判断，仍然有批评者在启蒙主义精神的评价、文学经典的认知以及当下文学性的真实状况等方面提出了质疑。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