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希利斯·米勒（1928—）是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英文与比较文学系“杰出教授”、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解构批评“耶鲁学派”主要成员。多年来，米勒先生频繁地来中国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推动中美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互动与交流。在本访谈中米勒指出，人们对解构批评存在着很多误读和误解，解构批评家如德里达等其实大都能够自觉地承担起作为社会良心的道德责任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对现实进行了有力的干预。米勒还指出了中外比较文学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描绘了理想的大学体制，表现了对学术自由的憧憬。米勒也谈及了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所受到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理论界存在的问题等等。 生安锋：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文坛的解构批评以“耶鲁四人帮”或者“五人帮”、即德曼（Paul de Man）、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布卢姆（Harold Bloom）、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您而著称，而您自己更认同德里达和德曼。请问您自己更认同德里达和德曼的原因是什么？此外在您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生涯中，还有哪些人对您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 米勒：我也从哈特曼和布卢姆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自己的研究更具决定性地受到德曼和德里达的影响。这很难具体地说清楚。简单地说，我觉得在哈特曼和布卢姆的理论中还有些语言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残余。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偏离了他们的方向。你还记得那本题为《解构与批评》的书吧，里面的论文是由我们五个人写的。从外面看，我们写的都是关于雪莱的《生命的胜利》（The Triumph of Life）。哈特曼说在那本书中他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 我们五个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亲密，但我们绝对不是异口同声的。即使是德里达、德曼和我之间也绝对没有同样的理论假设或者批评思路。布卢姆和哈特曼之间的区别、他们与所谓“耶鲁学派”另外三人之间的区别就更大了。在德里达最晚近的一本题为《尝试秘密》（A Taste for the Secret）的书中，他指明了他与德曼之间的基本区别。他指出：“我力所能及地标示出语言上和修辞上的局限——这是我与德曼之间的深刻论辩的症结所在。德曼对解构有一种更为‘修辞学’上的阐释。”在德里达晚期另一篇文章《打字机的墨带：有限的墨》中，德里达再次转回到德曼，以极其微妙婉转、小心翼翼的方式批评德曼对自己的阅读，他批评的是德曼早期的一部著作，题为《盲视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书中探讨了德里达对卢梭的解读。德里达这一举动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德里达指出，一般来说，“我晚期同意保罗·德曼的看法”。德曼也通常这样说：“德里达真是伟大。我真希望能够像他那样写作。”他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非常仰慕对方的著作。德曼参加过德里达在耶鲁大学举办的所有研讨班。 我对这四位理论家的敬慕在于，他们个个都是文学文本的绝妙解读者，而且他们都热爱文学。哈特曼是个天才的解读者，布卢姆也是。德曼和德里达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深爱着文学，都是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的绝妙的解读者。他们对文本的解读让人称奇，但又都合情合理、有理有据，他们的这种能力是我最看重的，甚至比对他们的理论建构更让我看重。 还有谁影响了我？博克（Kenneth Burke）、燕卜逊（William Empson）、瑞恰兹（I.A.Richards），他们要比经典的新批评派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和塔特（Allen Tate）等对我的影响大多了。除了燕卜逊，我听过所有这几位的讲座。真正对我的学术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是博克和燕卜逊。这或许揭示了我性格的某些特点，因为他们几个都很有个性，有点儿我们常说的“古怪”。燕卜逊是一位出色但极其不同寻常的英国批评家。博克和燕卜逊是同一类型的批评家，碰巧布卢姆在当学生时也对他们很感兴趣。他和我都同样仰慕他们两位以及另一位性格怪异的英国批评家奈特（G.Wilson Knight）。布卢姆和我都认为，他们的著作在其古怪之中，抓住了文学本身的某种真正的、不可驯服的野性的东西。哈特曼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位在其作品中将所谓的现象学介绍到文学批评领域的批评家。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他所谓的《无中介视像》（The Unmediated Vision）。我读到这本书时还很年轻，对我而言，该书是一种启示，因为我那时还不知道为哈特曼提供了灵感的欧洲大陆的批评。之后，我于1953年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书，初次读到了比利时现象学批评家普莱（Georges Poulet）的著作。后来竟然发现他也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于是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的批评方法对我早期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我的第一本关于狄更斯的书。我也从与普莱有关联的“日内瓦学派”的其他批评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雷蒙（Marcel Raymond）、贝甘（Albert Béguin）、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以及其他人等。不过，我的博士论文写作于我受到他们的影响之前，那时主要是受博克的影响。我试图用博克的理论来谈论狄更斯。该论文从未出版过，与我后来出版的关于狄更斯的著作其实大相径庭。后者受普莱的影响更大些。 生安锋：在阅读您的文学批评时，我经常能感受到一种文学的韵味甚至某种激情，就是说，您的评论文章本身就是很好的文学作品。我也发现，您对诗歌以及其他文本总是有着十分独特的感受力与观察的角度。请问您有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如写诗、小说什么的？如果有的话，您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另外，您从小就对理科的学科倍感兴趣，您于1944年秋进了奥柏林（Oberlin）学院，立志当物理学家。那么请问您对科学的持久兴趣对您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