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14)01－0041－06 卢卡奇的《论说文的本质和形式》(“On the Nature and Form of the Essay”)是《心灵与形式》(Soul and Form,1910年)的开篇之作。虽然《心灵与形式》大部分文章谈论的是文学批评问题，但它并不是一本文学史，而是对艺术与生活的关系问题的美学哲学式(aesthetic-philosophic)考察。面对该书主题各异的几篇论说文，我们自然也会提出和卢卡奇一样的问题：该书的主题是什么？那些论说文有没有、能不能构成一个整体(unity)？若是构成了整体，又是怎样一种整体？这种整体有何独特性？结构原则是什么？[1]119所有这些问题，卢卡奇都在《论说文的本质和形式》这篇纲领性的论说文中给出了答案，但是他并没有进行概念明晰的论述，而是以论说文的形式谈论论说文的形式问题。 一、论说文的合法性问题 受德国浪漫派、韦伯等的影响，卢卡奇认为在生活的“黄金时代和失落的天堂”亦即原始时代，价值领域尚未分化，“科学和艺术(还有宗教、伦理和政治)是彼此不分、浑然一体的”，但是随着马克斯·韦伯所谓世界的合理化进程，世界祛魅，价值领域发生分化，最终科学摆脱宗教和伦理的拘束独立了出来。但是这种分化造成的后果是，科学自身强大的“合理”话语，使得此前的那个“魅惑”的世界的许多行为和寻求确定性的对世界的解释变得滑稽可笑。然而，这些事物并非完全无家可归，它们在艺术那里获得了庇护：“只有当某物将其所有的内容都消解在形式之中，并由此变成纯粹的艺术的时候，它才不是多余的；这时，它过去的科学性便被人们完全遗忘，再也没有意义了。”[1]122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艺术科学”处理的材料主要是科学研究的残余物，其处理方式是“艺术写作”，即创造性(creative)的艺术与文学。但是，创造性的“艺术写作”只是通常的方式： 因为有许多出自这样情感的作品，丝毫没有触及文学或艺术；而这样的作品也提出了同样的生活问题，就如同其他自称为批评的作品一样，差别在于问题直接向生活提了出来；它们无需文学或艺术的中介。最杰出的论说文作家就在此列：柏拉图的对话，神秘主义者的文章，蒙田(Montaigne)的“Essays”，克尔凯郭尔的日记和短篇小说。[1]122 这类作品即批评性的论说文，它与“艺术写作”的区别在于：是否直接向生活提问。也就是说，论说文真正关切的是生活及其中蕴含的真理问题，而非艺术的形式创造。在卢卡奇看来，论说文“从科学领域崛起而与艺术并列(同时又没有抹杀两者的界限)”，它虽然带有科学的因子但是又与科学区别开来；同时，虽然它探求的也是终极价值问题，但它又与体系性哲学保持了距离，“远离哲学之冰冷的最终完美”。[1]120论说文或者说“批评是艺术，而非科学”，“是一件艺术作品、一种艺术类型”，但是由此简单认为“论说文写作与文学创作享有同样的文体价值”，又是不妥当的，因为创造性的“艺术写作”那种评判标准即“写得好”，并不能解释论说文的形式特征，“如果我们把批评当作这种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加以考察，那么，我们还没有说出批评的本质”，或者说论说文的本质。[1]120卢卡奇所要追问的问题是：“什么是论说文？它想要表达什么？这种表达借助了什么手段和方法才得以完成？”[1]120卢卡奇所探求的是论说文的形式规范，实际上也是在追问：在现代世界，作为批评家知识分子以何种方式向生活(现实)提问和发言？ 现代世界价值领域发生了分化，然而各个领域并非完全绝缘，以工具理性为底色的科学逻辑已经弥漫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学术领域，正如韦伯所言，唯有以严谨的概念表述研究发现的专题论文，才是学者应有的言说方式。但是从卢卡奇的分析可以看出，论说文其实是一种“混杂”文体：它具有科学研究的特色，而以非系统的方法探询的终极问题又非科学之关切；具有创造性文学的修辞特征，但又非完全的虚构想象；探求终极价值问题，却不具有哲学的严密概念和周延逻辑。这就与以韦伯为代表的学者对学术及其表述形式的预设发生了冲突，论说文自身的形式合法性必然受到质疑。但是，专题论文在面对复杂的艺术和社会问题时，是否就是完美而充分的呢？尼采、克尔凯郭尔、浪漫派诸君和席美尔等人又为何青睐论说文？这些都是卢卡奇所要回答的问题。 卢卡奇在讨论论说文是知识分子(批评家)的最佳言说工具时，实际上已经将韦伯的科学和艺术的区分置换为哲学与论说文之间、论说文形式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区别，认为论说文能够最大程度上保持现实经验，探寻韦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所无法触及的终极问题，却又不受以概念推演为特征的体系哲学的严格性与规范性的束缚，从而与韦伯所强调的那种科学、条理而系统的体制化话语拉开了距离，强调表述形态的多样性。[2]219－220虽然卢卡奇并未直接质疑体系哲学在阐释现实生活时的局限性，但是他的关注点已经从传统哲学的系统化冲动转移到论说文语言形式的可能性之上，认为论说文的作者不同于依据概念和系统逻辑直接切入现实寻求真理的哲学家，而是通过阐释艺术和文学作品间接地阐明现实真理的批评家。卢卡奇强调论说文的断片性(fragmentary)和未完成性(incomplete character)，真正关注的问题是论说文的形式或者说语言和文体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在卢卡奇看来，论说文通过批评这种间接方法可以发现研究对象的真理性内容(the truth content)，但是它的对象只是偶然的现象远非终极关切，质疑的主要对象也非价值体系而是研究工具和方法。[2]220卢卡奇此番言说的根据是，合理化带来的人类意识的分化。 如果说韦伯主要从社会学层面考察了世界的合理化进程，那么卢卡奇则走入了哲学世界，从人类意识的变化角度来考察这种合理化带来的后果。在卢卡奇看来，世界合理化进程的另一面是人类主体意识的增强，主客二分观念的出现，导致了人类“黄金时代”的失落。在“黄金时代”，人类的“问题和答案实际上都是和某种确定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1]124，而不是源于一个抽象的命题或观念。但是随着人类主体意识的增强，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世界并对之提问，主客二分也就出现了，世界的祛魅导致道德、宗教和艺术三位一体的世界破碎了。人类原本自在地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成为了人类的认识客体，人类成为了大地上的无家可归者。人类主体“抽象”地认识生活世界，也使得自身异化为认识客体，于是独特的不可化约的“一种生活”(ein Leben/a life)被抽象为普遍的“生活”(das Leben/life)，丧失了“生活过程”(das Leben/Living)，人们不能同时感受作为普遍形式的“生活”与作为特殊形态的“生活过程”。①“生活”与“生活过程”的分离，使得哲学领域和艺术表现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