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再现世界”命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方克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062; 方克强(1950—),男,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文学再现世界”命题源远流长,有多种表述形式,当下受到后现代语境的挑战。新世纪文论两种主要的因应策略是重释“再现”与重释“现实(世界)”。它们都及时吸纳进后现代思想的元素,但也有模糊不清和意义矛盾的地方,根源在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深刻断裂及其调和的困难。本文主张运用“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世界”内涵的细分化,并提出“文学表现世界”的命题,进而阐述其合理性和内涵。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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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O—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6)06—0089—07

      一

      这里所说的“后现代语境”,是指以反本质主义为宗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下所形成的学术氛围和话语环境。当然,这种正在形成的话语环境并非只有“后现代”一种色彩,甚至它还远远没有占据主流地位。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后现代”作为新因素的加入极具挑战性,并因而深刻地改变着原有学术格局的内在关系,以及使话语环境呈现异于以往的整体面貌。

      “文学再现世界”作为一个语词浓缩的命题,代表着一种广为人知的观点。它的置换变形的表述形式可以是各式各样的,典型的如“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是现实的再现”等。在具体表述中,不仅“世界”可以用宇宙、自然、客体、生活、现实、社会、人生等大字眼甚至其组合来代替,而且“再现”也能够转换成意思相同或相近的摹仿、反映、呈现、表征、复制等术语。因此,“文学再现世界”的命题,实质上是对文学与文学之外事物的总体性、包容性概念之间关系的一种解释和判断。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历来是文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同时也是文学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

      追根溯源,“文学再现世界”的命题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有着血缘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最古老、影响历史年代最久远的理论观念。真正的挑战来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在评述“再现”理论时曾说:“文学文本‘再现’某种物质的或精神的、头脑里的或社会的东西,这种观念似乎已经不证自明。结构主义及其后继者对这一基本假说提出质疑,认为话语绝不是再现的,因为语言系统的作用并不是象征客体,而是产生‘差异’(例如声音之间的差异)。……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们发展了这种强烈的反再现思想,……直到近期之前,大部分文学批评家往往首先认定文学是对生活的某种再现。”[1](p.1) 这就是说,源远流长的“文学再现世界”的命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性质疑,文学是否与能否再现世界冲破常识和熟知成为一个新问题。

      我们先打一个关于语言“透明性”的比喻来理清问题的所在。以往人们认为语言是“透明”的,能指与所指、词与物是对应关系,文学能够通过“透明”的语言指向事物、再现世界。结构主义认为能指与所指、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具有任意性,现实世界与语言结构具有分立性,因而语言在再现世界上是“半透明”的。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则主张词与物、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不透明”的,语言的“透明性”正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产物,文学(语言)再现世界因语言的“不透明”而成为不可能。事实上,解构主义颠覆的是语言、符号、文本、文化与现实世界客观性、本质性之间关系的传统认识,“文学再现世界”仅仅是其浪潮波及的一个文学命题。

      然而,德里达的反再现思想并未能一枪致命式地致“文学再现世界”命题于死亡境地。这不仅是因为这一命题源远流长的生命力意味着其随时作出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的可能,意味着其层累地积淀着的巨大理论资源与“品牌”号召力具有可利用的资源价值;而且,即使根据解构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的语言游戏性质,也可以将“文学再现世界”的命题原封不动地包装成为内涵相反的东西。所谓“旧瓶装新酒”:“旧瓶”即“文学再现世界”命题,“新酒”即反再现思想或曰后现代思潮的反本质主义。这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性思考的产物,同时也是试图调解现代性的定义、命题要求与后现代的反定义、反命题倾向之间紧张关系与根本冲突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这一点,在新世纪中国以教科书形式出版的一些文学概论编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

      简单地回顾一下在“文学再现世界”命题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概论教科书的核心观点是必要的。在五六十年代,唯物主义“反映论”占据主导地位,“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文学再现世界”命题的直接表达形式。在八九十年代,“能动反映说”与“审美反映说”开始成为主流与常识,文学被视为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又是作家思想情感的表现,“再现论”与“表现论”在辩证与调和中获得统一。新世纪以来,文学概论教材在创新的压力与焦虑下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一是“再现论”与“表现论”的分别重新崛起,其二是对再现命题的返归中赋予了后现代主义的重新解释。

      董学文、张永刚合著的《文学原理》沿袭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理路,坚持社会生活是文学唯一源泉的观点。他们主张:“现实生活总是文学作品直接或间接的表现对象,总是文学活动或显或隐的心理动力。无论在哲学、心理学还是在创作实践意义上,都可以看出生活客体对文学的深刻影响。”因而,广义是客观物质世界、狭义是人类生活的“生活客体”,就“作为源泉和作为真实的潜在标尺出现”。[2](p.67,64) 虽然此书没有直接点出“文学再现世界”的命题,但其内涵却是这一命题最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精致修正版。王一川著的《文学理论》则标示着“表现论”的重新登场。他将文学的主导性属性定格为“感兴修辞性”,认为:“感兴的基本意思就是感物起兴或感物兴起。感兴就是说人感物而兴,也就是指人由感物而生成体验。简言之,感兴是指人在现实中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3](p.78) 显然,王一川是从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中吸取灵感和养料,并以其为底色整合进西方表现理论的诸多元素,从而重塑表现论的本土特色和传统文论体系化的现代风采。在新世纪初,原有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理论正在被悄悄地打破或消解,基于不同理论资源因而个性更加鲜明的再现论与表现论再次互相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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