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7）03-0244-06 一、教育学不是一门“真正”的学科 “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在科学及学科的范畴与门类中，教育学不被视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称谓，更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更多的时候，它被排除在科学的大雅之堂之外，即使是偶尔被提及，也不过被视为一种附属性的存在，并不时地遭遇鄙视与怀疑的目光。”[1] 人们常常“把作为人类知识总体中的一门学科性质的教育学与作为师范学校课程之一的教育学混为一谈，教育学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普通教育中的中小学教育和学校教育，它只与从事教育学教学或研究的人员有关”[2]。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与权力让人怀疑，这是一个不需争辩的实事与现象。它似乎既让人难以拥有外在的实用性力量，又让人感受不到内在的精神性寄托。 “‘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今天，即使是把教育视为一门学科的想法，也会使人感到不安和难堪。‘教育学’是一种次等学科（Subdiscipline），把其他‘真正’的学科共冶一炉，所以在其他严谨的学术同僚眼中，根本不屑一顾。在讨论学科问题的真正学术著作当中，你不会找到‘教育学’这一项目。”[3] 43多年来，“教育学”已逐渐接受屈居次等学科的地位，普通人（尤其是政客与商人）都可以成为教育专家。“大多数人会同意，教育本身并不是一种科学。说得恰当一些，教育乃是有一个共同目的联系起来的一整套实际活动。”[4] 教育实践的方式也愈来愈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接受改造和进行试验，但教育学却无法找到一种显示出其学科地位的声音作为回应。 理论的被怀疑、蔑视及排斥，已使教育学处在十分可悲的境地，而独立性及自主意识的缺乏则进一步加剧了教育学在学科群中的次等地位，使其被其他学科所占领。“像偏僻的被占领区域一样受到外人治理。”[5] 教育学由各种真正的学科组合构成，当中涉及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可是组合的方式却从没有怎样确定。它或胡乱地拼凑或直接套搬别的学科的理论，严重缺乏自我的逻辑定位及独立的观念与思想。各个学科理论都在教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将教育学分割、肢解。“各种学科都有适宜于教育学挪用之处，只要加上‘教育’这个前缀词便可。”[3] 44“许多教育学研究者似乎也不怎么关心、关注自己的‘领地’及学科的独立地位问题，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致力于教育学的分化及‘引进’工作。他们不尊重教育学话语，甚至不相信教育学，只是将别的学科理论加上‘教育’的名头或前缀，以别的学科逻辑为基准为教育学定位，寻找归宿与合法化依据。”[1] 于是，人们很难识别与理解教育学的本体面目与追求。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别的学科“占领”的，作为其“附属品”与“殖民地”的被肢解了的教育学。今天的教育学之所以“拥有”那么多的属性、规范及类别，主要源于这种外化、他律的逻辑与标准。“教育理论是一门缺乏原驱动力的理论……教育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基础外推型研究，即在基本原理与方法上取自于其他学科。”[6] 别的学科逻辑与规范在教育学探究中名义上是理论基础，实质上却成了教育学理论本体或其立论的根本逻辑。 二、教育学的“科学化”进程 1.教育学的权力 “‘教育学’属于次等学科地位这个观点，大家早就习以为常。可是，这个观点既不符合情理，也有误导性。‘教育学’自然已经成为‘教师培训’的工具性科目，东拉西扯地掺进其他一些学科理论。不过，要是我们认为‘教育学’与学科的关系到此为止，再无论述余地，那不仅是可悲的误导，更是一种曲解。”[3] 45卑微的学科地位与外来学科逻辑的“非法”占领、改造与编纂，并没有使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彻底淘汰，在大学的课堂与师资培训的安排中，赫然地存在着教育学课程；在综合性大学的院系设置中，也显然存在着教育学院或教育系、高教所之类，甚至，如果没有那些院、系、所设置的话，其就不算是综合性大学，更不用说在师范类院校中，教育学俨然是门极其重要的主课；数不清的教育研讨会在国内各地及国际上开展着，而几乎每一项议题都是教育学的衍生与化身；国家的权力机构中，教育部（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又明显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部、教育的权力中心与研究之都；联合国甚至也不忘了，在其众多的机构设置中，设立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各地的教育做出测评、估量，提出策略与建议等等，教育学的权力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与施展，教育学的生存空间得到了拓展与重视。“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教育学竟一时变成了主要科学，为其他科学之桂冠。因为在当时其他科学的提高相应较慢。”[7] 在一定意义上，教育学成为了一门显学。 教育学作为次等学科，作为多学科的占领地，为什么能在现代世界汇聚成一种巨大的力量（而不是其他学科）——这种力量足以改造整个现代世界。究其原因，说明教育远非从属者，反而是统领者。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明白教育学最初在18世纪以来形成的那种似乎不可抗拒的力量。 这个说法与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教育学的看法并不一致，看起来十分新奇与大胆，但说穿了却是十分简单。“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和它持续膨胀的权利，其实是教育——准确地说是在教育实践方式的层次上——一些简单微小变化所带来的结果，这些变化从18世纪后期就开始出现。我所指的新教育实践方式包括三个方面：一、定期举行严格考试；二、考试结果以分数评定等级；三、不断的书写工作，既有学生自己的书写工作，也有他人关于学生的和组织上围绕学生的各种书写工作。”[3] 45-46“越过对教育见解和各种理论（哲学、心理学和教学的社会学的研究等）的研究，把焦点集中在向来受人忽略的教育实践方式，尤其是有关书写、考试、评分这三种被人忽略的小实践方式，我们现在起码辟出了新的空间，得以重新思考教育的权力和重要性。”[3] 76这项逆转出人意料，因为它突然之间使我们明白了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新现象，都是学习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结果。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在《有形的手》中谈到，1830年和1840年间，美国一些寂寂无闻的兵工厂和铁路，创立了现代的大企业。然而，这项变革为什么不发生在欧洲，由工业企业家提出，作为工业革命的一部分？现在一些资料显示，钱德勒笔下创办现代企业的，全都是1817年后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其时，西点军校校监赛耶（Sylvanus Thayer）正引入书写、评分和考试，这些新的教育实践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