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7）04—0028—05 一 1870年代，德国战胜法国，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向世界性的民族国家转变。处在转折期的德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统一后的德国应当创造何种文化，承担何种文化使命。而文化问题与教育问题紧密关联，文化往往主导了教育，因此怎么用文化来教育自己的新一代去担当一个世界性民族应当担当的责任，也是摆在德国人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这关系到德国的未来。青年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沉思》等著作思考的是德国文化的现在和未来，而在《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五次演讲中，他思考了德国教育的现在和未来。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教育，一种是为了生存的教育，另一种是为了文化的教育，前者是德国教育的现状，而后者代表了他想象中的德国教育的未来形式。 青年尼采划分了两种生活领域，一是生存领域，二是文化领域。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他把生存领域看作是生存斗争的领域，一切都围绕着自我保存、生存需要这个必然性展开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斗争以自我为中心，焦点集中在要花多少力量才能生存下来，何种程度上比他人更占优。 处在生存斗争漩涡中的人为了获胜需要接受教育，这样就产生了青年尼采所指的为了生存斗争而制定的教育。这种教育对大多数人是重要的，是他获取面包的“有用的女仆”，将会教他怎样在激烈的生存斗争中保护自己。生存成为目的，教育只是生存斗争的手段。教育因此不再关注人更崇高的需要，全力为生存斗争服务，造就最有效满足其生存斗争需要的人成了它的首要目标。 现代教育面向国民的大多数，因此也可称为大众教育。劳动是大众生存的基本形式，“尊严”所在，不劳动便没法生存，也无“尊严”可言。因此为国民大众提供更好的劳动手段，以便他“尊严”地生存下去是现代教育的宗旨所在。 由于针对的是广大民众，现代教育最大可能地普及开来。青年尼采指出，贯穿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即最大化原则主导着现代教育，促使教育最大化，最大可能的供应知识以满足最大化的需求。现代教育在知识、成功和幸福之间画上了等号，知识可换取最大限度的成功和幸福，“理智和财富的联盟”成为现代教育的“道德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首要的是速成教育，快速将能赚钱的人生产出来。现代人所以接受这种与逐利的兴趣相容的教育，青年尼采认为是这样一个观念的结果：现代人认为追求尘世幸福是人必然的权利，教育就是获取尘世幸福的一种手段。[1]36—37 现代教育也是一种学术教育，其担当者是学者。学者像工人一样，一生除了从事学术分工留给他的一门专业之外，不再关心专业以外的事情，尤其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他是专门知识的生产者，也是传授专门知识的教师；知识在现代被看作是最有用、最有力量的，是个人追求尘世幸福，赢得生存斗争胜利最有效的工具，而学者就是这种工具的制作者和售卖者。 二 除了生存斗争领域之外，生命领域还存在一个文化领域。不过他所谓文化不是现代市民阶级文化，而是形而上的文化。如果说生存斗争领域是时间性的、生成着的必然领域，那么文化领域则是超时间、永恒的自由领域，高居于生存斗争领域之上的价值领域。 生存斗争的世界是个体化的世界，每个个体都坚持自己的必然需要和权利，脱离自然，对自然采取征服、利用的态度，算计自然以服务于自我的必然需要，确保在生存斗争中的优势。在文化世界，个体破除了自我，复归于自然：森林、岩石、风暴、雄鹰等用各自的语言向他诉说，他在它们身上发现了自己的映象和形象，他渐渐感悟到，万物是一体的，应当超脱于生存斗争之外，陶然于大自然的浑然一体[1]83。青年尼采认为，希腊悲剧文化就是这种形而上文化。悲剧通过神话揭示了万物原为一体，只是个体化打破了万物之一体，使太一分裂，因此个体化乃一切苦难之源；只有毁灭个体，复归太一，与万物合一，才能化解个体苦难，获得形而上的慰藉。 因此形而上文化关切的不是个体生存的必然需要，也非其享有尘世幸福的权利，而是生存的最高意义。但它首先向人们展示生存的无意义，唤醒人们，“这永恒的生成是一场使人迷失自我的骗人把戏”，“应该受到我们的蔑视”，因此生存的意义不应该到生成中、在时间中去找，只有超越时间，冲出生成，在“恒定不变的状态中”才能寻得。形而上文化即是在生命周围筑起的一道屏障，建立了瞬间同永恒、时间同超时间的联系，把囿于瞬间流变中的人解放出来，让其直面永恒，确证生命的最高意义。 正如存在一种为生存的教育一样，也存在一种为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让人从执著自我、争胜求赢的生存斗争中回头，忘掉自我，与万物为一。为文化的教育不再关注尘世幸福，而是满足生命渴求永恒的形而上冲动。它因此是关涉价值的教育，把人导向文化，旨在使人成为有文化的人，而有文化的人不再为一己之需去斤斤计较，而是渴求生命最高的意义，欲求超时间的永恒存在。 为文化的教育不是面向大众的国民教育，而是贵族教育、天才教育；即使大多数人接受这种教育，最终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为有文化的人。当然如果没有广大的民众基础，如果大多数人不为这种文化教育而工作，就连这少数人也不大可能产生，反过来，大多数人所以要为这种文化教育工作，目的也只是使那极少数有文化的人得以产生[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