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468（2007）03—0011—12 如果全世界有一个教育的诺贝尔奖项的话，那就应该奖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法国的保罗·郎格朗（Paul Lengrand），他在1965年提出“终身教育”概念在全球引起的振动乃至未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使他当之无愧①。我们在这一教育命题提出的四十二年后的今天再次讨论这一话题，首先应向保罗·郎格朗先生教育理念的普适性与学术贡献的超前性表示钦佩与敬意。 四十二年前中国的局限使保罗的中国同行们无法理解与沟通“终身教育”概念，这一概念大大超越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想象力的教育家的视野②。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学习教育学理论时，印象最深刻的是讨论大工业初期班级授课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当时身处的历史阶段让我们把“终身教育”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捆绑在遥远的天边，可望而不可即。 四十二年后的中国，“终身教育”概念已超出教育家的专业辞典成为寻常人理解的词汇。它从教育家的理念层面跃入国家意志与政策层面，甚至成为许多企业与组织进行人力资源再造的内部治理必然措施，更让教育家刮目相看的是它迅速成为传统教育系统之外自主生长的概念，而让教育家们更为吃惊的是它蓬勃发展于各类组织中间，不仅仅以理念方式的萌芽存在，而是以组织体现的团队实践呈现。 近半个世纪从理念到行为在中国本化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新事物被植入、内化、演进的过程③，也是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对教育体系从需求短缺到尚未满足又进入更上一个层面的需求短缺的互为依存的关系。④因此，教育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均衡是历史阶段的均衡，是不同教育供给方式适应不同人群学习需求之间互为替代、互为补充的均衡。在国家宏观与微观制度设计中，成为国家战略重点的国民教育体系经过近六十年的快速发展，其体系的完备性与功能的完整性值得称道。这一体系承担了除解决吃饭问题外一个共和国在人力资本投资使命上的最大目标，尽管在供给的地区均衡与相对公平方面还有很多的事要做，但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它在全民教育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对全人类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另外一种教育体系的稀缺，即适应每个人终身学习的供给体系的短缺。尽管它作为理念已被社会接受，但它作为国家制度满足公民需要的还离我们很遥远。 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是：我国在国家制度层面是否到了建立终身教育体系的阶段？终身教育体系的制度创新是否要沿袭原有国民教育体系的资源路线？终身教育制度演进的过程（程度与速度）是否受制于新技术在个人应用层面的普及率？ 一 按照国民教育体系设想终身教育体系的建构，仅在正式制度层面，我们就会望而却步，因为这座大厦实在是太复杂、太庞大了。但是，任何制度的产生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国家层面建立初始的正式制度的核心框架应该是能够讨论的前提。因此本文讨论我国在国家制度层面是否到了建立终身教育体系阶段的问题，涉及到在国家制度层面的哪些方面需要供给，是否到了这些制度供给的必需阶段。 从近十五年文献资料考察得到的基本情况分析，我国终身教育的理念普及与行为实践的主要特征有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政策主体的倡导持续不断。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提出“成人教育是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不断提高全民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法律条文规定“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提出“国家鼓励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采取措施，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创造条件”。⑤ 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转发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开展社区教育实验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全民素质”，“到2010年，基本建立起终身学习体系，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1999年6月15日，在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对终身教育制度的构想有一段较完整的论述：“终身学习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次性的学校教育，已不能满足人们不断更新知识的需要。我们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教育制度。学校要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发挥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技术培训教育等多种功能。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要强调相互间的衔接与沟通，为学习者提供多种多次受教育的机会。要以远程教育网络为依托，形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开放教育系统，为各类社会成员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中华民族具有崇尚教育的优良传统，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人人皆学之邦。”2001年5月，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上提出“构筑终身教学习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2002年5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在加快普通教育发展的同时，大力发展成人教育、社区教育，推进教育培训的社会化。开辟教育培训新途径，加快发展远程教育，建立覆盖全国的教育培训信息网，形成终身化、网络化、开放化、自主化的终身教育体系。加强终身教育的规划和协调。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加大继续教育力度，形成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的继续教育投入机制。开展创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学习型组织’活动，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六大报告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03年国务院批转《2003～2007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鼓励人们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参与终身学习，加强学校教育和继续教育相互结合，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完善广覆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网络，逐步确立以学习者个人为主体、用人单位支持、政府予以必要资助的继续教育保障机制，建立对各种非全日制教育培训学分的认证及积累制度”；“以更新知识和提高技能为重点，开展创建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的活动。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的作用，加强从业人员、转岗和下岗人员的教育与培训。积极发展多样化的高中后和大学后继续教育，统筹各级各类资源，充分发挥普通高等学校、成人高等学校、广播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的作用，积极推进社区教育，形成终身学习的公共资源平台。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探索开放式的继续教育新模式”。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增强国民的就业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努力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理念，鼓励人们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参与终身学习，积极推动学习型组织建设和学习型社区建设。加强终身教育的规划和协调，优化整合各种教育培训资源，综合运用社会的学习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完善广覆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网络，构建中国特色的终身教育体系”。2004年9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建立学习型社会”。上述追溯只是呈现在国家制度层面的文本形式中最主要的一部分，但就分析终身教育体系的制度核心框架而言，它已展示出体系轮廓、目标、途径。其构想越来越接近国际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模型。这一构想最初体现在1970年保罗·郎格朗的《终身教育入门》和1974年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之中⑥。因此，可以肯定地指出，国家在终身教育方面的持续介入是引导并动员社会资源最强有力的指导性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