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翻开中国教育近（现）代化的历史篇章，可以从中发现，中国教育的近（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密不可分。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就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威逼之下，进入了从未有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冲突的历史时代，一批开明的文人志士则开始了经济、军事、政治、文化、教育上的醒悟与奋争。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次大的文化变迁运动都以教育变革为条件。文化的变迁转型离不开教育的变革与重塑，教育的改革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激变与抉择。洋务派的共学堂、派人出国留学，维新派的废八股、办新校、倡教育平等，“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倡民主与科学、争取人权，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文化革命，无不围绕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长短优劣展开较量。整个社会乃至教育界也是在这种文化冲突的氛围中发展前进或停滞倒退。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变革的方向、性质、内容一旦偏离主流文化的要求，便立刻受到统治阶级的扼杀，而且每每以传统文化的胜利而告终。纵观中国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这种结局与政治文化的绝对专制制度和文化闭锁政策相连。由于我们长期对西方现代化采取了拒斥的态度，结果，拉大了中西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诸方面的差距，使中国落伍，或者说造成了中国在其近代（同样在现代）没有完成自己的近（现）代化任务，并总是带着各种创伤、屈辱、积弱和文化负累走上近（现）代化的世界舞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十分深厚，排他性强，因此，中国文化（包括教育）在其发展进程中不得不一再重复着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文化现象”，即每获得一次西方“器用文化”（文明）的输入，就差不多伴随一次抗拒西方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浪潮，致使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步履维艰，甚至一误再误。即使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没有彻底摆脱这个“文化怪圈”。近20年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是有目共睹的，而引入西方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之快也令人瞠目结舌，例如，人们穿西装、披巴黎婚纱、吃“麦当劳”与“肯得基”、喝“人头马”、看松下彩电、唱卡拉OK、坐“奥迪”、“皇冠”、住欧式房屋、说“洋文”、使用计算机等等。但在这新一轮学习与模仿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我们还不能说已经把握了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及现代教育的根本精神。很显然，要想彻底剔除传统文化的糟粕，使经济制导、民主政治、公平竞争、平等参与、发展个性等这些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品质深入人心，中国人要走的路还很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与进步，但不必讳言，它并未真正走上现代化的轨道，其教育制度、教育组织、教育思想等，还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需要，还没有从根本上真正摆脱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思想的束缚。当前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过分着力于教育外质（物质条件）的现代化，而没有很好地把握现代教育的精髓，如教育民主化、个性化、社会化、中立化、开放化等，有些人甚至将这些教育的现代性特征视为落后的、对我们有污染的危险东西。今天，之所以出现这些与近代史上极相似的教育文化现象，其原因还主要在我们的教育现代化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受传统的政治文化束缚限制太多。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对教育现代化的负累作一清理与反醒，以保证教育在现代化的轨道上轻装上阵，尽快迈向预定的目标。 二 笔者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所需要的内部推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文化）中很难找到，相反，传统文化却成为教育现代化的沉重负累。其对教育现代化的负累与阻滞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中讲德治与教化，道德理想具有终极目标的崇高地位，这种伦理型文化的特点是往往无视人的自身价值存在与肯定，贬抑人的个性发展，与现代教育倡导的“解放个人，培植具有充分活力的个人主体，弘扬个体原则”相悖。儒家伦理本位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制约整个文化价值系统的主要机制。它以封建的纲纪伦常和“礼”“义”规范为核心，追求那种“片面道德力量型”人格。“人”及“人性”的说教虽然充斥经典古籍，但人的价值、人的历史主体地位仅是封建伦理纲常的当然和必要的说明，人不是为自身而是为伦理纲常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只是它借以兑现的手段和工具。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的确立与实现，不是道德主体个性特征和创造精神的张扬，而是人的基本权利和价值的丧失。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学生对老师，不要说人格平等，连他自己也不归属于自己，只能当作并成为纲常礼教的牺牲品。传统文化要求教育在人格塑造上以归属感（依附型）为目标取向，这种“人”没有个性特征，无创造精神，更没有生命之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本位主义”把教育活动都伦理化，把主体活动限制在单一僵死的框架之中，反映在教育目标上就是造就一代又一代无人格尊严、无人格独立的奴性十足的“忠臣”、“循吏”、“孝子”、“顺民”。这与现代化教育所追求的培养创造精神、张扬个性、塑造独立人格的教育目标相去甚远，与现代教育倡导的“个性”的自由与解放背道而驰。这种伦理化的教育原则已成为教育现代化的精神枷锁。因此，不消除中国传统文化中贬抑自我、忽视人的主体价值的消极因素，势必影响现代教育目标的确立与达成。 2.中国文化中重“民本”但轻“民主”的遗风犹存，于现代教育的民主化格格不入。“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相对于“神本”而言。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始终未能摆脱封建主义的范畴，并不具现代“民主”观念的内涵。“民本”思想是建立在保留并加强封建等级制的前提下提出的，与“民主”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中国“民本”思想不反对等级制，并且竭力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而“民主”的概念最初在古希腊思想中就是指由全民掌握统治权。其次，民主的含义虽不断演变，但其内涵始终指人权平等，在尊重人权的前提下强调个体的独立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民本”思想却是在保证等级制和君权的前提下，主张放宽对“民”的限制，人民的一切被视为君主的“恩赐”，自由与民主不是人自身拥有的权力，把人放在一种统治与服从的社会关系中来对待。另外，“民本”思想的实际操作是由人治（德治）代替法治，不是由民自己作主。而民主思想观念下的政体则是由公民以自由平等的身份主动参与社会政治的共同决策，其思想基础是主权在民的哲学政治思想。还有“民本”思想强调人的责任与义务而不讲其权利，而“民主”思想则强调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封建社会“民本”思想的核心是一种“臣民”思想。臣民不同于公民，他们作为一个君主统治下的臣民，并不具有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力，而仅仅承担君主政治所规定的种种强制性义务。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受宠，而“民主”观念始终被拒斥在外。在近代社会发展中，“民主”的观念价值始终远离主流文化，即使在今天，也还是重科学而轻民主。这种蔑视民主的传统文化取向严重阻碍了对现代教育的民主化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