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7)04-0042-06 人们熟知费孝通先生是一位社会人类学家，而鲜知他还是一位教育人类学家。这是因为他在大学的教育背景和所从事的学术志业，还有各种学术成果和荣誉一直是以“社会人类学”著称的。特别是在他太多的著作中没有找到专门的“教育人类学”一书和专门以“教育人类学”学科之名开展的学术工作，也很少在公开的场合看到费先生以教育人类学家自居。但是，只要你翻开费先生的著作，或者陪伴过费先生做过“田野工作”，你就会发现他对于教育的关注和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基于费先生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教育的关注和亲身实践这样的事实，笔者觉得应当让教育界和学术界知晓费先生也是一位教育人类学家，是近代中国学术界的第一位开教育人类学研究之先河的学者。 一、费孝通先生的教育背景和教育研究 费孝通先生1910年11月2日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曾是吴江县公费日本留学生，回国后即提倡新学，在吴江县城开办了第一所现代中学。母亲创办了蒙养院，从事幼儿教育。这在清末民初时是开风气之先的新事物，大约4岁费先生就在这所蒙养院里开始接受新式的正规教育。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新风渐行的历史背景下，费先生完成了他的高中学业并升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两年之后，由于深受当时社会革命思潮的影响，费先生认为学医并不能医治社会病患，只有社会科学才能治疗已经病入膏肓的国家，于是选择了当时的北平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 在燕京大学费先生逐渐地开始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快毕业的那年接触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派克，被他的城市人类学研究和实地调查的方法深深吸引。于是他与同学们一起商量如何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但当时感到非常欠缺人类学的知识，于是费先生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经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吴文藻先生的推荐，考入清华大学，在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做研究生，师从俄籍人类学教授史禄国。费先生按照史禄国教授的计划，依次开始学习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民族学。期间开始走出去获取实际的人体测量资料，分析中国人的体质类型。后来他通过考试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这时他的指导教授也要回国，于是建议他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一次实地调查，然后携带这些资料到国外去分析研究。就是这次调查费先生受了伤，偕同他一起去调查的，与他新婚不久的王同惠女士也不幸遇难，而调查所得的珍贵资料后来也因仓促离滇而遗失在云南。 费先生回到家乡养伤期间，利用闲暇机会对家乡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1936年携带所得资料去英国留学，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教授，学习社会人类学。后来就是以这次农村调查的资料写了一篇论文，1938年获得通过，取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这篇论文1939年在伦敦Routledge书局出版，书名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这篇论文被马林诺斯基高度赞誉并宣称开辟了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又一个新的里程，以至于这部书流传很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 也正是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我们发现了费先生对农村社区研究时，也专门对农村社区的教育进行了专题研究。正如费先生在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国农村地区过去有教育，但不是这种学校教育。现在的学校教育是根据教育部的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对学生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教育。但是这种教育在城市里也许还适合，而在农村，繁重的农业劳动是需要各种劳动力的，包括孩子参与的劳动也是很重要的。这样的学校教育把孩子们都专门放在了一起，“村子里的经济活动与学校的课程发生了矛盾，再说，这样的文化训练不能显示对社区生活有所帮助”，因此，农民和孩子都对这样的学校教育不重视。“而廖泰初先生就在山东地区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实地调查，从他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不适应的情况不限于这个村子，而是中国农村中的普遍现象”。[2] 费先生在当时就看出了现代学校教育与农村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解决，学校教育不可能在农村地区发展起来，这样也就不能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农民由于文化程度低，只能从事较低水平的经济活动，教育程度低与贫困形成恶性循环。几十年过去了，这样的矛盾在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学生失学辍学的原因无不是这样的矛盾造成的，在笔者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3] 要想解决这一矛盾现象，非得由教育人类学家做实地调查和科学分析后才能提出解决的策略和依据。 在对农村教育持续的关注后，费先生常常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教育存在的问题。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他曾指出：城里人通常看乡下人是“愚、贫、私”，因此要进行教育。但是如果能换位看一下，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偏见了。正如费先生举例说的那样：由于战乱，“同事中有些孩子送进了乡间的小学，在课程上这些孩子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们见面时总在家长面前夸奖这些孩子们有种、聪明。这等于说教授们的孩子智力高。我对于这些恭维自然是私心窃喜。穷教授别的已经全被剥夺，但是我们还有别种人所望尘莫及的遗传。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里看放学回来的小学生们捉蚱蜢，那些‘聪明’而有种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那些乡下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回到家来，刚才一点骄傲似乎又没有了着落”。[4] 这种现象正是费先生后来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是一个“熟”的社会，在熟人、熟悉的环境面前，一切都表现得很自然，而在“生”的面前便显得紧张和手足无措了。现代的学校教育对于城里人来说已经熟悉，而对于农村人来说还是“生疏”的，要让他们熟悉起来有一个逐渐的过程，不能一开始就把他们标签为“愚笨的”，如果非要说他们是愚笨的，那么，为什么在他们熟悉的地方我们倒显得笨拙了。费先生这篇论文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在研究少数民族教育时，这样的现象总能碰到。少数民族孩子学习成绩不如汉族学生，这是因为他们对学校文化环境和课程的陌生，但是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如在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学生读可兰经就比汉族学生记忆好，读得流畅，你能说他们愚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