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三十年停滞沉沦之反思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3)01-0007-04

      过去的百年是“躁动的百年”，是动荡中孕育着希望的百年。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经历了创建、停滞、重建的坎坷历程后，它正在走向繁荣。孔夫子说“温故知新”，立于新世纪的今天，回顾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的百年历程，总结其长短得失，意义亦是如此。可喜的是，教育社会学界的诸多学人已经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注：有关的论作主要有：杨昌勇，钱民辉：《对国外教育社会学的介绍研究及其文献回顾》，《教育理论与实践》，1997年第7期；高旭平，马和民：《教育社会学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2-77页；吴康宁：《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本，第46-50页；吴永君：《近二十年来我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研究主题变化之分析——兼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全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年会论文；张杰：《中国大陆教育社会学的二十年建设(1979-2000)》，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1年第2期。）不过，仔细研读有关的回顾与反思的文章，我们发现，大多数的文章对教育社会学在创建期和重建期的发展状况用力较多，而对教育社会学三十年的停滞状况却着墨较少。因此，在回顾总结中国教育社会学的百年演变史时，把本学科三十年的停滞纳入到我们研究者的视野中，不仅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教育社会学在过去的百年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识，更重要的是为中国教育社会学新的繁荣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参照。

      一、对教育社会学停滞沉沦的界定和原因解析

      1949年之前，处于创建期的中国教育社会学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尽管从学科制度的角度看，还难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教育社会学并没有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实现从旧到新的转换，走向新生，而是在彻底的革命浪潮中陷入了“停滞沉沦”，直至1979年教育社会学开始重建。

      这里所谓的停滞，是指受前苏联笼统地视社会学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以及“左”的思想的推动，在1952年开始的高等院校院系的调整中，社会学系和社会学的课程、教学和科研被政治行政命令强制取消，教育社会学也同时被迫中止活动，由此开始了长达30年之久中断。尽管1956年社会学出现了复苏的苗头，可惜到1957年夏被当作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异端邪说再次遭到粗暴的批判，成为学术禁区。可以说，这三十年是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大倒退。这种倒退、停滞不仅相对于建国前起端重建的教育社会学：学科失去了原来应有的连贯性和宝贵的知识积累；也相对于30年间国外教育社会学发展：学科游离于世界学科繁荣发展的大势，闭目塞听。

      所谓沉沦，是指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虽被主观武断地取消中止，粗暴地溶解于被扭曲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以致人们难觅真正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但以政治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名义对中国社会教育进行探讨的工作并没有中断，可以说是处于“名亡实存”的状态，尽管乏善可陈。我们可称之为教育社会学的“沉沦”——非本真的状态中蕴涵着返朴归真的冲动和潜力。一方面，面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国家领导人从阶级革命的立场提出的诸如“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实现劳动群众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劳动化，达到教育上的绝对平等等。这些思想其实即是政治语言和意识形态语言转述而成的教育社会学思想，只是经过这么一转换，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教育社会学便沉沦不语，而代之以充满革命激情、浪漫理想的无产阶级政治学了。不过，此时期的反常状况也推动了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立于边缘，作自觉的理性反思和追问，思考当时中国疾风暴雨式的社会文化革命所带来的困境和问题并找寻未来中国社会的出路，从而预示着包括教育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萌动，这种激流之下的暗流只要条件成熟便会喷涌而出。例如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对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消解，对民主和科学的理性认识，都潜藏着知识分子的觉醒和社会科学复苏的希望，成为包括教育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重建的动力和基础，由此，到了1979年，伴随着邓小平发出的社会学等学科要补课的呼吁，教育社会学开始了恢复重建工作。

      至于这个时期教育社会学停滞沉沦的原因，很少有人详论，大多以“众所周知”一笔带过，稍微提及的也大多将原因归咎于外部的政治因素，这固然是不错的，但这种归因却忽略了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注：高旭平在《教育社会学研究》中也曾从学科本身角度透析社会学和教育社会学的中断原因。她认为过去的社会学研究属于经院派，其思想方法肤浅、偏激、不考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能像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那样紧密联系中国实际，所以建国后，在认识因素的推动下，社会学就中断了。在我们看来，此种对学科中断的认识有待补充。首先，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方法和社会主义方法，进言之，如何看待方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学理上的充分论证解决之前，我们是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的。其次，退一步说，如果承认经院派的方法在解放前不符合中国实际，那么解放后，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思考“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出走后怎样’”的问题，重新认识经院派的方法。用社会学家王康的话讲，过去“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口号被批判，因为它不能推翻“三座大山”，惟有革命才能救国。但是，解放后，“三座大山”不存在了，这样，教育就是要救国，科学就是要救国。总之，我们认为，在不经过严格的学理论证之前，就贸然从方法脱离“中国实际”为名以一方否定另一方，这不符合马克思所提出的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和辩证法。）和精英的思想观念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略掉它们，我们就无法窥探其全部原因。由之，从学科历史的延续性以及历史中精英观念的重要性之角度透视停滞沉沦的原因并对之批判反思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