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定位于研究过去之教育的学科，教育史研究需要想象力吗？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社会学有其想象力，然而，教育史学是否也有想象力？笔者以为，正因为教育史学的母学科历史学有其想象力，那么，教育史学同样有其想象力。且正因我们之前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实际上弥久存在的教育史学想象力，才使得在宏大的社会变革中，教育史的学科研究陷于困境。 一、历史学想象力的三层内涵 在学科研究方法论中，“想象力”(imagination)一词，主要见于文学与艺术学的研究之中，一般与创造力联系在一起，是想象的主体在已有的形象或观念基础上创造出另一个新的形象的能力。它是“灵魂的创造……不是一般的思维能力，而是一种心灵感应、精神领悟，属于人类最神秘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1]“想象力”在史学研究中，从广义上来说，其内涵有三层。 第一层含义，是指一种属于历史思维的“形象思维”，又可称为“本质性想象力”。这种形象思维能指导史学研究者在撰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通过思维的考量与写作的构建，从而有述有作地进行历史写作。这一层含义上的“想象力”，应该是根植于史学研究者思维最深层的一种能力。这样的形象思维，既体现在对史实的如实叙述中，也体现在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研究者的撰述风格中。它能够活化研究者思维，使研究者在运用史料并输出历史描述性语言的时候，使语言“活”起来，“栩栩如生”起来，从而使得读者或者说历史知识的受众能“移情”式地理解过去的历史。 第二层含义，是指史学研究者立足于现实的时代问题，同时又在现实社会的认识惯习(或许可以称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先验性的“成见”)基础上，去认识历史的“认识能力”，也可以称为“回想性想象力”。主要用于重构历史事实，它的指向是往回看。众所周知，在重构历史事实时，史学研究者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必然要借助于某种先验的社会存在(类似于史家所处时代的评价尺度)来进行史料的筛选、考据，从而指点历史迷津、臧否以往，重塑过往的历史。作为“认识能力”的想象力，能够指导史学家从矛盾的历史资料中提炼出历史事实，重构历史。 第三层含义，是指一种已经成型的连接古今、转化历史与现实，同时能进行教育时空穿梭的能力，又可称为“创造性想象力”。它的指向性是既往前看也向后看，且能前后相连、穿梭。这一能力可以赋予历史研究者高瞻远瞩的视野，可以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反思、综合，同时能沟通、联系现实，将历史转化为实践。它还能赋予历史研究者穿梭时空的能力，使其能通过抽象的假设而通达历史与现实，从而走向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以实现历史“经世致用”之社会功能。同时，它也是一种想象的主体带着现实的问题进入过去的历史，来寻求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实际上，第三层含义涵括了前面二者。也由此，“创造性想象力”出发，历史研究者应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间的诸多关系等进行耙梳，从而在分析、归纳和比较史实的基础上做出概括。 上述历史学想象力的三层含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文字表述转向理论思考，由写作风格转向思维品质。要成功运用历史学的想象力，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不同重合，但又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当然，史学的想象力这三层意涵特别是第一和第二层所指代的能力，实际上也是诸多史学大家一直在不自觉运用的。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撰述的历史，就在史料当中加入了想象，从而使这些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而司马迁对于史学想象力的运用，便涵括了以上想象力的三层意涵。 二、教育史学想象力之意涵 脱胎于历史学的想象力，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既有上述三层意涵，不过，因为教育史学有着与史学不一样的“教育”特色背景，因此，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明显带有与史学想象力不一样的本质特征，即教育性。故此，笔者特将“创造性想象力”作为本文着重强调的教育史学的想象力，也即是教育史研究者所应具有的“心智品质”。这一概念主要借鉴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曾提出过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2]简言之，社会学的想象力是让人们能够理解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并能联系历史、思考当下的一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所拥有的心智品质。 笔者认为，与社会学的想象力相似，教育史学的想象力，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者所拥有的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使得教育史研究者能够利用教育史料增进自己对于人类教育历史整体研究的质感，从而在真实客观的史料之上，看清现实社会中教育变革的全貌，同时能清醒明白地辨析在当代社会变革中教育变革的走向。这是一种历史眼光与当代视角转换与联系的能力。简言之，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是一种能够立足于当下，以整体观和历史感的思维方式联系现实与过去且面向教育实践的能力。 如果这一穿梭教育时空的心智品质能在教育史研究者群体中得到广泛运用，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教育史学的想象力便能赋予教育史研究者在宏大的历史社会变革与现实教育变革之间，在教育思想家的思想与教育制度的施行之间，在精英教育阶层与下层民众教育领域之间，在教育公共问题与个人研究兴趣之间穿梭的能力。从而构建一种基于社会整体观和历史全面观的整个教育史的结构性知识，使研究者们能够游刃有余地进行教育史研究，从而提炼与构建研究的新范式与新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