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1)07-0087-09 1912年1月3日，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至3月22日蔡元培在教育部召开全体人员会议，宣布新政府不久将在北京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暂时解散，以待交替，在任70天。[1]3月29日，蔡元培被唐绍仪内阁再次推举为教育总长，至7月14日袁世凯令准辞去总长一职，在任107天。两次在任不足半年，而第一次任内还受派作为专使北上迎袁，前后一个月。作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实际主持部务不足150天。从1912年1月至1928年6月的16年间，先后有27人(暂代除外)近40次出任教育总长一职，在这些为数众多的教育总长中，何以蔡元培被尊奉为民国教育的奠基者？蔡元培在短短5个月内的所作所为影响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至深且远，原因何在？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里，这一历史课题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一、坚定的政治信念与中西兼容的学理体悟 与清末民初众多的有志于改造封建教育、建立近代新式教育的志士仁人相比，蔡元培是一位投身于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民主革命家；与同一时期众多的民主革命志士相比，蔡元培又是一位对传统教育和近代新式教育有着深刻体悟的教育家，这种一身而二任的特殊经历，是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间完成的，可以说，特殊的经历是蔡元培得以成为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重要条件。 早在1895年4月，《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来，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不久的蔡元培深受刺激，他在日记中写道：“聚铁铸错，一至于此，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2]深重的民族灾难使他从传统封建仕途觉醒，再也无法埋首于考据、辞章的旧学之中。翻检他这一时期的日记，他大量购置阅读介绍域外情况的各种书籍报刊，努力了解世界事物。从《朔方备乘》、《游历日本图经》、《游历古巴图经》、《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环游地球新录》、《西学书目表》等国人编著的社会科学书籍，到《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问答》、《化学启蒙初阶》、《光学量光力器图说》、《几何原本》等译自西方的自然科学书籍，他如饥似渴地吸纳着新知，迅速地改变着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对国情、世界情势的认知图景。1898年秋，亲眼目睹维新运动由轰轰烈烈而终至失败的蔡元培，已对清政府的所谓改革完全失望：“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3]回到家乡后，蔡一方面投身新式教育机构的创办，实现他“培养革新人才”的初衷，另一方面，则是积极联络同志、组织队伍，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积蓄力量、制造舆论。1898年12月，蔡元培受聘担任绍兴府中西学堂总理，这是他投身新式教育之始。在前后近两年的办学实践中，他手订学堂规章，编印《切音课本》，创办学堂图书室，多次赴杭州聘请中、外教员，托人在东京为学校购买理化仪器、标本。作为浙江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绍兴府中西学堂办得有声有色，对青年学子产生很大影响。曾经在该学堂就读的蒋梦麟回忆说：“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生。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过去为我们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4]与此同时，蔡元培应嵊县、诸暨官绅之聘兼任二戴书院、剡山书院和翊志书院院长，拟订《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积极参与绍兴地区旧式书院和私塾的改造工作，日记中留下大量记载：“宋家楼书塾开学，随六叔父及从弟宝庼、兄子学琦往”，“斗门辨志义塾开学，与朗轩、古琴前往”，“容山养蒙书塾开学，往”。[5]这一时期蔡元培还先后草拟《绍兴推广学堂议》、《浙江筹办学堂节略》，为绍兴地区和浙江省新式学堂的创办筹谋规划。 1901年5月，蔡元培来到上海。这是一个比绍兴、浙江更为广阔的组织革命力量、培育新式人才的舞台。1901年9月，南洋公学特班开学，蔡元培受聘为总教习。在特班，蔡元培融合书院与学校之长，“指导之法，稍参书院方式，学生每人写札记，由教员阅批”。“课程重西学……养成新式从政人才”。[6]曾在特班学习的黄炎培很好地概括了乃师此时活动的特点：“斯时吾师之教人，其主旨何在乎？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昭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7]1902年4月，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被推举为首任事务长，以后又多次连任。中国教育会是20世纪初国内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革命团体，它“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8]其创办“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初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后增设军事教育部。[9]1902年9月，爱国女学成立，11月26日，爱国学社举行开学仪式。蔡元培参与了这两所学校的创办并任爱国女学总理。爱国女学“以教育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激发其权利义务之观念为宗旨”。而爱国学社以“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为宗旨。[10]在爱国女学，蔡元培“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在爱国学社，他“公言革命无所忌……断发短装与诸社员同练步伐”。[11]此时的蔡元培“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12]至1907年赴德留学前，蔡元培在上海参加的教育活动还包括起草《师范学会章程》，参与筹办绍兴公学，担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经理、青年学社总教习；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手订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之编辑体例，参加《最新修身教科书》编订工作；促成上海震旦学院的创办，等等。先后编译出版《学堂教科论》、《哲学要领》、《妖怪学讲义·总论》等。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学习日文、拉丁文、德文；结合办学实践购置、研读大量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书籍。日记中的有关记载随处可见：“普通学书室购书：《化学定性分析》，《和文论理学》，《白话丛书》，《保全生命》，《千百年眼》(1901年7月29日)”；“(托)叔蕴代购和文书：《教育学书解说》二册，《小学教学法要义》一册，《宗教新论》一册，《新式教授学》一册，《实用教育学》一册，《族制进代论》一册，《教授法讲议》二册，《宗教进化论》一册(1901年11月21日)”；“州髓借书：《论理学》，《代议政体》，《进化新论》，《社会学》(1903年2月6日)”。[13]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蔡元培在努力研读日本和西方教育论著的同时，对中国教育史上一些教育家及其教育主张也给予重新评价和诠释。他在1901年6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阅颜氏(指颜元——引者)学记，力矫宋明诸儒明心见性之谈、著书传道之习，而以躬行用世为的，可谓佼佼铮铮者矣。其释格物为学三物，即以此为学程，证之以四教三事六府，盖即今所谓普通学者也。由是而推暨之于兵农礼乐为专门学，则偏重政治学，于哲学则未遑及也。今表其学科如左(后)：六德——心理学；六行——伦理学；六艺——礼，法学；乐，美术；射、兵、御，体操；书、农，名学；数，算术。”在同月18日的日记中又大量摘录颜氏的重要观点，并写下“吾国儒者则只知举业耳，于物竞之道何如也”[14]的学习体会。也许，正是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的明辨择善，使他在执掌邦教之后，能明确宣布“旧学自应保全。惟经学不另立为一科”[15]的政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