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负责的课程文化与社会创新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文军,浙江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教育发展研究

内容提要:

社会创新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其运作机制包括自上而下的国家政府路径和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路径。这两种路径的良性运作都需要社会资本的增长和普遍信任的形成。自我负责的文化是普遍信任形成和社会资本总量增长的基础。针对我国传统课程文化中的问题和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的遇到的困难,在教育的核心构件——课程中贯彻自我负责的课程文化,将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形成和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从而促进社会创新和发展。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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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今快速、多元、复杂的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以创新求发展已显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这种创新并不限定在某一领域,体现为一个综合的、系统的过程,即社会创新。有研究表明,社会创新是西方国家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量。[1] 而“任何国家的社会创新能力的培育和持续提高,不仅直接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一种以伙伴、同盟或其他合作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资本的建构、运用与扩展。”[2] 而一个国家社会创新能力的提高和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有赖于社会中普遍信任程度的提高,以及自我负责的文化的形成。

      我国传统课程的核心问题,是以控制为特征的文化过于强烈,这种课程文化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普遍信任素质和自我负责的文化。所以,新课程推广和实施的关键,应该着眼于形成自我负责的课程文化,以推进普遍信任的程度,提高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创新。

      一、社会创新的界定及实现路径

      关于社会创新的含义,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他们对社会创新概念的界定共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含义:指涉社会发明、为克服变革的阻力而采用新的社会技术、政治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机构创新、满足需要的新模式、生活方式创新等等,具体体现在企业组织、市场制度、银行、信贷、保险、会计、政府管理方式、法律、道德、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对社会创新概念作了理论梳理和界定工作。他认为,“社会创新是达到目标的新的途径,特别是那些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方法和新的生活方式,它们比以往的实践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因此值得模仿、值得制度化。”[3] 加拿大学者司徒·康格认为,“社会创新就是创造新的程序、法律或组织,它改变着人们相互之间发生关系的方式。它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或使迄今为止还达不到的社会秩序或社会进步成为可能。”[4] 我国学者冯鹏志提出,[5] 所谓社会创新,既是现代社会系统以及相关子系统为满足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特殊的系统结构功能分化行动及其成果,也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新的途径,包括新的组织形式、控制方法和生活方式等。由于它能够比以往的实践更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是值得模仿和制度化的。社会创新主要包含这样几个层面的涵义:(1)一个特定社会系统的行动模式的转换;(2)该社会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化;(3)支配该社会系统的行动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规则与秩序的变化。

      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所谓社会创新,就是指人类谋求对社会中各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结构性和功能性升级的活动,它包含着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实践理念的转换,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和社会组织的调整,动力机制、行动方式和发展模式的更新等等。”[6] 另有学者将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创新活动都列入社会创新范畴。[7]

      实际上,社会创新包括社会中各个层面的创新,即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等。社会创新作为当代社会变迁的主导形式,具有自身的运作机制和路径。社会创新的路径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国家政府路径、自下而上的市民社会路径。

      国家政府创新路径是指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由国家政府发动、推动、组织、实施,自上而下的社会创新方式方法。这个路径在社会创新实践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发起、推动、组织和调动其他社会实践主体,共同从事社会创新活动。

      市民社会路径指由市民社会自发地或有组织、自下而上地通过政府或群众性的大型社会活动进行社会创新。这种社会创新的主体是市民社会及公众。市民社会的主体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群体、非官方的社团组织和一定的利益集团,他们是社会活动的直接从事者,对现行的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社会架构和社会运行规则等有着亲身体会,能对良莠好坏作出来自实践的判断,从而提出改造、改进社会的意见和建议。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史来看,社会创新的路径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西方社会有学者在19世纪就提出,“社会创新是政府行动和政治行动”。如今,更多的社会创新活动已经由私人部门和市民社会接管。[8] 这表明,现在社会创新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已由政府转到了市民社会。

      社会创新的这两种路径,尤其是市民社会路径的有效运行,都有赖于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和社会普遍信任程度的增长。在国家政府社会创新路径中,政府决策人员和参与社会创新的各类实践主体的相互信任和创新网络的建立,以及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有助于积极的社会创新决策的形成和顺利实施。在市民社会路径中,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和普遍信任程度的增加,可以使社会成员积极主动地参与社会实践、寻求广泛的合作,从而推进社会创新。

      二、社会资本、普遍信任与社会创新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只有加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才能谋求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合理地位。这一任务虽艰巨、特殊,但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创新。全球化过程是建立在以发达与不发达、中心与边缘之间巨大落差为基本特征的世界体系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全球化中成为最大获益者,与其特殊经济和科技优势地位是分不开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通过不断的社会创新赶超发达国家,则必然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被日益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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