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7)01-0020-08 道德是为了人的生活，还是人的生活是为了体现道德的价值？今天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道德是为了人们的美好生活。然而，如果社会充满诚信危机和信仰危机，大量“无德而富”现象公开化和团体化，人们如何相信人必须要讲道德？更为艰难的是，学校德育如何说服学生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认为，这是学校德育所存在的根本性危机。 一、“人为什么要有道德”：传统道德观念的解答 如果说，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道德的人的话，那么，它首先应该回答“人为什么要有道德”，这是开展道德教育的理论前提和逻辑前提。“人为什么要有道德”，我国传统道德资源中有两种解释影响最大：第一种是儒家的“天赋良知”，认为人有良知，必须行善，否则就是失了人的本性；第二种是佛教的“因果报应”，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笃信天命的“命定论”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道德困惑。 1、天赋良知与道德 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虽以“仁、义、礼、智、诚、恕”教人，但一个重要的问题尚未涉及，即人为什么要有道德？他没有明确说明人遵循道德的必然性。直到孟子，这个问题才部分地得到解决。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行善，是因为人本性就是善的，并非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生下来就有许多善的种子，借助于教育和自我修养，这些种子可以生根发芽，表现善的行为。而不善之人，则是因未受教育或受物欲诱惑而背弃本性、忘却本心。 无疑，孟子学说影响甚远，但是他尚未充分说明：人既然本性是善的，为何会作恶？这个问题直到朱熹才得到很好的解决。朱熹指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是纯善，后者则是善恶夹杂。每个人身上都有金子般闪亮的东西，人必须要把杂质排除，将金子提纯，“存天理，灭人欲”，不要受物欲和私欲诱惑。 儒家学说及宋明理学对中国人的道德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天赋良知”，认为道德并非外在的要求与强制，而是内在于个人天生的良知、良能、良心之中。同样，对不道德的制裁也非来自外界，主要是个人严格的自律和反省。良知、自律、自省被看作是人之为人最可贵的地方，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之处。 2、因果报应与道德 古人相信“天道无亲，长与善人”。汉代的天人感应目的论，宣传天也有自己的意志和情感，人能以至诚感动上天，因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邹衍因为无罪下狱，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社会政治不好时，天就使自然界发生灾异现象以谴告人君。 随着佛教的传入，因果报应的思想较之天人感应论更加精致了。汉代人所理解的佛教是：“佛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1] (p.259)善恶因果报应的原理，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善因必得善果，种恶因必得恶果。这是一种必然规律，无可逃避。报应来得快慢，因为“缘”不同。佛教说的“缘”指外因。内因存在，等到有合适的条件即“缘”出现时，“报应”自然就会产生。 因果报应虽然有些不合理的思想，但是，作为理论圆通无碍，简单易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较大的威慑力。它教人扬善止恶，告诉人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这使它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民间，产生了深刻影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成为耳熟能详的信条，深入人心。 3、天命与道德 因果报应虽影响巨大，但它与灵魂不灭、人的轮回转世息息相关，因此并不能使古代唯物主义者折服。 汉代王充站在无神论立场上反对天人感应论，他否认了富贵贫贱与操行贤愚之间的联系，提出“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富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1] (p.145)他反对天能赏善罚恶的说法，以为天道自然无为，贫富贵贱等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人的富贵贫贱是命中注定的。 东晋末年戴逵对因果报应思想进行驳斥，他根据一系列的事实，说明好人不得好报，恶人反得富贵，报应说是没有根据的。还有一位有名的反对者范缜，以偶然的元气自然论反驳佛教的因果报应论。有一段与萧子良的对话充分表明范缜的观点——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1] (p.298)范缜以为，人生不过是偶然，贫贱富贵不过是际遇不同，完全是自然现象。 命定论、偶然论未必比因果报应论高明，因为命定论、偶然论强调一切全凭命中注定或者偶然际遇，非人力可为，体现了消极的处世态度。而因果报应论则说“福由自求，祸由自取”，个人一定程度上能够主宰和改变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