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1)01-0104-06 如果说“义利之辩”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那么其第二个高潮无疑出现在学派林立的宋明时期。义利观的不同必然表现出人才观的差异，进而折射出各自人才教育理论旨趣的分歧。出自富国强兵的目的，范仲淹、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均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事功型人才”理想和以实学为旨趣的人才教育主张；与之相反，二程、朱熹则基于封建社会统治长治久安的目的，坚持由内圣而外王的“道德型人才”范式，并设计了一整套以伦理为本位的人才教育理论。 一、“三冗”问题凸显、王朝统治危机与“义利之辩”再兴 “义利之辩”曾是先秦百家争鸣的重要论题。它之所以在宋代学术界再度掀起波澜，绝非空穴来风，而是现实社会剧烈变革的产物，是对宋代官吏冗滥问题的直接反映，是特定时期人才与教育重建的必要环节。 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深知拥兵自重的危险性，他不仅亲自导演了“杯酒释兵权”，削弱了武将的军事权力，而且确立了“偃武修文”、“重文抑武”的文教政策，声称：“宰相须用读书人。”[1]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宋代最高统治者热衷于科举选士制度，录取名额不断增加，企图通过大量吸收寒俊，扩大并增强王权的统治基础。据学者何忠礼对北宋科举取士人数的统计：“北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的166年间，共开科69次，取进士、诸科34125人，每举平均取士达495人，每年约为206人，相当于唐代平常年份取士人数的三至四倍多。此外，尚有制举和特奏名没有统计在内。”[2]科举取士人数的扩大确实强固了宋代专制王权的统治基础，打击了豪门世族，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成为可能的现实，有利于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建构。但需要指出的是，盲目地增加录取名额和过于随意的“特奏名”显然不利于封建社会官员队伍的理性成长；而普遍流行的“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的恩荫制度[3]，不仅极大地扩充了宋代官员的数量，而且必然严重地败坏人们心目中的清官循吏形象。许多品行欠佳、能力低下者得以混迹其中，致使吏治质量严重下降，官吏素质问题很快突显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重文轻武”的文教政策也严重地削弱了军队战斗力，武将没有独立的指挥权，面对强悍的外敌威胁，只能以盲目扩充军力来虚张声势，致使“冗兵”也成为社会一大毒瘤，而“冗官”、“冗兵”所带来的巨大消费——“冗费”，也就与日俱增。 面对愈演愈烈的“三冗”并进，宋代逐渐走上了“积贫积弱”的不归路。宋代也是封建经济由唐代“农奴制向宋代封建租佃制转化”的一个重要变革期。[4]其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衰落和土地兼并行为的愈演愈烈。“大地主阶层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致在千分之三四至千分之六七之间，而所占土地却在百分之四五十。”[5]他们对土地的贪婪和掠夺严重地压迫了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大量农民被迫流离失所，甚至揭竿起义，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与阶级矛盾相契合，宋王朝所面对的民族矛盾亦十分复杂。辽与西夏的不断侵扰，是宋代最高统治者挥之不去的心病。为了求得边疆的安宁，宋代统治集团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的军事策略，不惜以大量白银和绢丝换取边疆的暂时和平。 针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和积贫积弱，李觏、范仲淹、王安石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提出涉及经济、政治、科举、教育的改革变法主张，并由此引发了义利之辩，乃至王霸、理欲之争。在北宋，李觏、范仲淹、王安石不仅公开言利，而且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兴学教育改革，但这样的改革却很快遭到二程、司马光等道义论者的激烈反对。同理，在南宋，陈亮、叶适的功利主义教育观念主张，也遭到理学家朱熹等人的直接批判，从而引发了影响深远的“义利王霸之辩”。事实上，义利、王霸、理欲之争不只是一般的哲学论争，更是关系到人才培养和社会风气的教育论争，这些论争显然有助于人们去重新思考封建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的人才素质、类型及其教育问题。 二、事功型人才与宋代事功派的人才教育求索 事功型人才的提出乃特定时代之使然。面对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无论是北宋的范仲淹、李觏、王安石，还是南宋的陈亮、叶适，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富国强兵之策，致力于以实学为旨趣的人才教育探索。 作为封建社会的开明士大夫，范仲淹对当时北宋所处的国势民力有着深切的忧思与体悟。尤其对把持一方的地方官员——县令、郡长之基本素质，范仲淹更是予以大胆的抨击。他说：“某观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6]在范仲淹看来，当时的县令、郡长实已普遍腐败，他们多半热衷于攫取自己的个人利益，很少施惠于民。官员素质之所以如此恶劣，固然有许多主客观原因，但宋代开国80余年来“重文抑武”、“只取不养”的文教政策失误，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有鉴于此，范仲淹在“庆历兴学”期间特别强调士子必须先“学”而后“仕”，规定：“旧举人听读一百日，新人三百日，方许取解。”[7]为了培养读书人敦厚务实的精神，范仲淹进一步要求把培养官员的基点放在地方官学上，强调只有通过有计划的兴学运动和教育改革，才能真正解决人才难得的问题。
